文化大革命中的周恩來
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國務(wù)院副總理紀(jì)登奎同志曾兩次問我：“小紀(jì),，總理在林彪叛逃后曾對國務(wù)院的幾位領(lǐng)導(dǎo)說，‘中央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我難?。‰y的不僅是林彪?！偫碚f這句話的時候,，眼睛里閃著淚光。你對這個問題怎么理解,？”
我說：“還有幾個人唄,。”
他又問：“還有什么,？”
我沒有回答,，只是笑了笑。他也笑了笑,，說了句：“總理是不容易?。 逼鋵?，我知道他要聽什么,，他也知道我明白，但誰都沒有明說,。
在總理身邊工作過的人,，對總理在工作和政治生活中，在身體和精神上的“苦”和“難”是深有體會的,。這種“苦”和“難”可以歸結(jié)為四個方面：一是累,，二是氣，三是憂,，四是憤,。
他的“累”，是因為中央日常具體工作毛主席平時很少管,，林彪根本不過問,，而大量的事情由總理一人承擔(dān)。包括每周都要召開的幾次政治局會議,，也由總理主持,，然后向毛主席和林彪寫出報告。林彪叛逃后,，毛主席明確中央的日常工作由周總理主持,；軍委的工作由葉帥主持，重大問題向總理報告,；國務(wù)院的工作由李先念副總理主持,。但實際上總理的工作一點也沒有減少，反而更忙更累了,。由于身體長期超負荷透支運轉(zhuǎn),，總理的病情不斷加重,，又不能及時治療，不斷便血,，身體日漸虛弱,，有時深夜開會回來，兩條腿邁得是那樣地沉重,。直到1975年12月31日——也就是在他去世的前7天的中午12時,，他躺在病床上，才用微弱的聲音對我們真正說出了“我累了”這句話,。他的累不僅是身體上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那種來自多方面的,、心上的“累”,，才是最累的，是一般人難以承受甚至難以想像的,。
他的“氣”,，主要來自林彪、“四人幫”兩個集團的人發(fā)難,、搗亂,，找茬兒、誣陷,。林彪很少參加政治局日常工作會議,，葉群大多是會議沒有結(jié)束就離開。等會議結(jié)束,，已是深夜時分,，她就給總理辦公室打電話，問這問那,，一打就是好長時間,，讓總理去衛(wèi)生間的時間都沒有。林彪叛逃之后,，“四人幫”更加張狂,，不僅加快了奪權(quán)的步伐，還對總理百般刁難,，有意地與總理斗氣,。江青等人，遇到對他們不利的工作能推就推,，不能推就拖,。文字改革本來是張春橋分管的工作，他說不懂,，硬是把文件給總理退了回來,。江青想見的外賓,，中央不安排她接見,，她非見不可,；安排她見的，她卻稱病不見,。他們從精神上折磨,，在工作上施壓，妄圖把總理置于死地而后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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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梁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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