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戰(zhàn)十年的國共兩黨能夠摒棄前嫌，攜手第二次合作，是經(jīng)過多輪艱苦談判才達成的,，其中在廬山進行的兩輪談判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一

1937年5月，江南已是赤日炎炎了,。蔣介石5月27日便上了廬山,，他要在這里迎接中共談判代表周恩來，與他進行國共第二次合作的第三輪談判,。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侵華日軍的步步緊逼、國民政府的節(jié)節(jié)退讓以及對中共軍隊的連年征剿,，引起全國人民和部分國民黨官兵的強烈不滿,。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信國民黨中央,，正式提出了兩黨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張。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fā),，周恩來親赴西安,，代表中共中央做了極為艱苦的調解、斡旋工作,，終于使“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12月24日，尚被扣押的蔣介石在西安與周恩來會晤,，口頭接受了聯(lián)共抗日,、釋放政治犯、擔保不再發(fā)生內戰(zhàn)等條件,。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了實行國共兩黨合作抗日的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證,。四項保證中有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qū)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等重要內容,。

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國共第二次合作談判在西安正式舉行。中共代表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與國民黨代表顧祝同,、賀衷寒、張沖進行了第一輪談判,，在紅軍改編和陜甘寧邊區(qū)地位等問題上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見,。1937年3月中旬至4月初，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在杭州與蔣介石、顧祝同,、邵力子進行了第二輪談判,。蔣介石提出：國共合作，在國民黨內阻力很大,，是不是可以不提國共合作,，只提共產黨和他本人合作。周恩來認為這樣做會縮小共產黨的威望和影響,，不能同意,。蔣介石沒有堅持他的意見，希望周恩來回延安后,，拿出一個具體可行的合作共同綱領,，然后再到廬山去繼續(xù)談判。

時間又過去了一個多月,，周恩來就要來廬山了,，這次談判能不能達到目的，蔣介石心中實在是沒底,。他知道這位昔日的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不是容易對付的人物,，在原則問題上決不會輕易讓步。幾天來,，蔣介石和黨政軍高級官員商談了多次,，問題的關鍵是共產黨的軍隊。長期從事政工的賀衷寒,、朱懷冰等人再三提醒蔣介石,，現(xiàn)在的共產黨已非10多年前所能相比,，共產黨現(xiàn)在雖然只有4萬主力和近10萬地方武裝,，暫時還難和國民黨200萬軍隊抗衡，但共產黨的主力部隊大都是在10年內戰(zhàn)中磨煉出來的,，極具戰(zhàn)斗力,，一遇到有利條件，就會迅速壯大，切不可低估,，正如毛澤東所說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不能控制和掌握中共的軍隊,，任其發(fā)展,，只恐養(yǎng)虎成患，終被虎傷,。顧祝同,、何應欽等提議將紅軍分散安置到各個戰(zhàn)區(qū)去，使他們孤掌難鳴,，如果中共堅持要整體改編,，則要盡力壓縮人數(shù)，并由國民黨派人任指揮主官,，毛澤東,、朱德、周恩來離開紅軍,，到國民政府來任職,。蔣介石認為這些部屬的分析都很有道理，但他深深知道,，今日的共產黨決不會在軍隊問題上讓步,，只有解決好這個問題，才有可能實行兩黨的合作,。

二

1937年6月4日,，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上了廬山,，下榻國民政府軍政部常務次長陳誠上將的公寓,。周恩來帶來了經(jīng)過中共中央反復斟酌、在很多重大問題做了讓步的《關于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tǒng)一綱領（草案）》,，綱領主要內容有爭取民族獨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實現(xiàn)民權,、保障人民自由；實現(xiàn)民生幸福,、建立國防經(jīng)濟等,。

然而，當6月8日,，周恩來與蔣介石,、宋子文,、張沖舉行會談時，蔣介石卻根本不提周恩來遞交的《綱領》,，只是提出要成立一個“國民革命同盟會”,，具體辦法是：“一、國民革命同盟會由我指定國民黨的干部若干人,，共產黨推出同等數(shù)量之干部合組之,，我為主席，有最后決定之權,；二,、兩黨一切對外行動及宣傳，統(tǒng)由同盟會討論決定,，然后執(zhí)行,。關于綱領問題，亦由同盟會加以討論,；三,、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后，將來視情況許可擴大為國共兩黨分子合組之黨,；四,、同盟會在進行順利后，可與第三國際發(fā)生代替共黨關系,，并由此堅定聯(lián)俄政策,，形成民族國家之聯(lián)合，對其他各黨不必談合作,?！焙苊黠@，蔣介石關于成立“同盟會”的做法,，是首先要從組織上將共產黨溶化在國民黨內,，減弱甚至消除共產黨對其軍隊和邊區(qū)政府的獨立領導權，一切服從于有“最后決定之權”的蔣介石亦即國民黨的領導,。

周恩來聽了之后,，心中十分不滿。他盡量控制自己的情緒,，平靜地反問道：“本來,，是蔣委員長在杭州要求中共先提出一個合作的綱領來，我們從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fā),，充分考慮到了國民政府和蔣委員長的態(tài)度和意見，反復權衡利弊,，拿出了一個綱領,，卻為何又撇開不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