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主義者周恩來”

1951年6月18日，周恩來第一次登上《時代》封面,。然而,，《時代》首次介紹給西方人的周恩來，在政治上成了暴虐的統(tǒng)治者,，在外交上成了聽話的仆從,，在經濟上成了無能的領導者?！稌r代》對周恩來和新中國的“妖魔化”和“丑化”也許不難“理解”,，因為當時美國的雙腳正深陷朝鮮戰(zhàn)爭的泥潭中。

《時代》記者不去關注朝鮮戰(zhàn)場上美軍的失利,，卻“關心”起中國的內政來,，在其筆下，中國儼然正在經歷一場由政府發(fā)起的“恐怖活動”,。按照《時代》記者的說法,，“紅色中國的主人們不僅在朝鮮發(fā)動了一場反對美國的戰(zhàn)爭，而且也對他們的人民發(fā)動了一場無情的戰(zhàn)爭”,。然后,，《時代》記者將矛頭指向了周恩來：“中國的大規(guī)模謀殺已經成為一件政策上的平常事，這是由中國已知最有影響力的那群統(tǒng)治者直接訓練的,。這群人的首領是一個溫柔,、和藹有禮的人，很多過去與他相識的西方人都認為他不過是玩玩共產主義,。他就是那個名叫周恩來的職業(yè)政治組織者,。有一次,，他覺得有必要提醒他的一個美國仰慕者：你別忘記了，你知道的,，我是一個共產主義者,。”接著,，《時代》記者列舉了周恩來的“罪行”,，說“周參與了中國發(fā)生的幾乎所有事情，從鎮(zhèn)壓‘強盜’到大米的價格,。”《時代》記者所描述的“恐怖活動”就是新中國為鞏固新生政權而發(fā)動的鎮(zhèn)壓反革命的活動,。然而,，《時代》記者片面夸大并渲染了這場運動進行得過頭的地方，有意無意地沒有指出新中國采取這些強力措施的背景,，這當然不是記者的專業(yè)素質問題,，而是記者的狹隘立場在作怪。

《時代》記者還極力挖苦周恩來的外交戰(zhàn)略,，并以諷刺的筆調寫道：“即使把整個中國政府搬到莫斯科,，也不會比現(xiàn)在對中國的控制更直接?！庇浾哌€舉例說,，俄國政客大量出現(xiàn)在北京，俄國的技術人員遍布中國,，俄國的生活消費品出現(xiàn)在中國各地……《時代》記者所譏諷的就是新中國建立伊始實行的“一邊倒”外交政策,。實際上，新中國的“一邊倒”也不是絕對的,。早在建國前夕,，周恩來就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即使對于蘇聯(lián)及各人民民主國家,，我們也不能有依賴之心”,，不能“一切依賴外援”，“倒在外國人的懷里”,。

《時代》記者對中國的全盤否定還有很重要的一個方面――經濟：“中國的經濟在赤色分子取得政權后就陷入了混亂,，現(xiàn)在正承受著戰(zhàn)爭負擔的壓迫”，在農村,，“農民剛從地主的壓榨中解放出來又要面對政府更沉重的賦稅”,，在城市，“拒絕合營的商人被邀請到司令部,，10多個小時沒有食物,、沒有水,、不能洗澡，直到領悟”,。當時的中國農村和城市的實際情況是怎樣的呢,？農村主要實施了《中國土地法大綱》，通過調整生產關系以解放生產力,。農民獲得土地后,，生產積極性空前提高，在整體上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進步,，是成功的,。

《時代》記者戴著有色眼鏡下了結論：“朝鮮戰(zhàn)爭對于中國來說已被證實是一個昂貴的冒險”，并預言“如果紅色中國的主人們選擇在朝鮮堅持下去,，他們毫無疑問是可以做到的,。可代價是：中國人民會承受更多的痛苦,?！边@大有勸中國“懸崖勒馬”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