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長期在中央社會部工作。康生領導過上海特科,，在延安是中央社會部部長,，他和這個部門的歷史淵源是很深的。我頭一次見康生是1940年在抗大聽他的報告,，講托派如何從一個政治派別變成帝國主義的間諜,。

當時，他從蘇聯回來不久,，身穿黑色皮衣,，頭戴黑色皮制列寧帽，足蹬長筒馬靴,，夾著皮包,，帶著秘書，十分神氣，和在邊區(qū)看到的其他領導同志完全不同,。講起話來,，慢條斯理，操著濃重的膠東口音,，好像總是咬牙切齒,，給人以毛骨悚然的感覺。他為什么如此強調托派問題呢,，后來才知道他慣于把“反托洛斯基派”當作政治斗爭的武器來整人,。他剛回到中國，便制造了誣陷陳獨秀是“托派,、漢奸”的事件,。后來又把王實味打成“托派”，還用逼供的辦法搞了不少冤案,。

制造假案

1937年冬,，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特別工作委員會”。1938年改設“中共中央社會部”,，內部又稱“中共中央情報部”,，對外稱“中共中央敵區(qū)工作委員會”。這是繼“中共中央特科”之后,，中央一級管理和領導情報保衛(wèi)工作的專門機構,。部長是康生，副部長先后有潘漢年,、孔原,、李克農等。

1938年機關從藍家坪遷到棗園,。棗園在延安北郊的小砭溝大平川,，背山面水，是一片蔥蘢茂密的綠色園林,。南面有延河的潺潺碧波,，北面有山岡上高高低低的窯洞，西面有奔騰的裴莊灌渠,。園里果樹成行,，春天桃李芳菲，花香鳥語,，雖然不是世外桃源,，也是延安少有的非常清幽、寧靜的所在,。中共隱蔽戰(zhàn)線的總指揮部在這里度過了重要的戰(zhàn)斗年代,，棗園便成了中央社會部的代稱,，較早在中央社會部工作的同志常被稱為“老棗園”。1940年毛主席和中央機要處,、政治研究室等幾個單位遷到棗園,，更加密切了部里和黨中央的關系。

我于1937年在冀中參加八路軍,，1939年底到延安抗大學習,。后在抗大政治部負責保衛(wèi)委員會的工作，1941年12月,，調到棗園中央社會部西北公學保衛(wèi)班學習,，從而有機會了解和接觸保衛(wèi)工作方面一些案件。據知,，延安時期,，在保衛(wèi)部門被關押的所謂“特務”、“叛徒”,、“漢奸”,、“托派”的犯人，其中有的經過審查已經證明完全是冤案,，部門領導也作出“無罪釋放”的結論,，但送到康生那里便一直被壓著，不予批準,。

一位名叫蔣齊生的進步青年,，1939年從上海經千辛萬苦投奔延安，參加革命,，到延安不久即被懷疑為“托派”,，投入保安處監(jiān)獄接受審查，1940年處長周興即作出“無罪釋放”的結論,，送請康生審批,，被康生壓著，直到1946年才隨“搶救運動”中拘捕的大批被冤屈人員一同釋放,。這期間還有兩個較大的案件值得一提:一,、王遵及案，二,、錢唯人案。這兩個案件發(fā)生在中央社會部的初期,，是康生直接辦理或直接參與領導的案件,，經常成為他講課時所舉的成功案例，后來證明兩個都是冤假錯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