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新著《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選擇李鴻章從政40年所寫奏折作為研究他與近代中國歷史的基礎(chǔ),，其優(yōu)點首先在于材料的扎實和可靠。作者逐篇細讀這些當年專門寫給皇帝的“請示匯報”,，很多深藏在歷史皴褶中的東西,，都被他一點一點地剔了出來。而李鴻章的性格,、人格,、心機與權(quán)謀，也在這里得到了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奏折是臣屬寫給皇帝看的,，所奏之事都是國家、地方政治,、經(jīng)濟,、軍事,、外交諸方面的大事，牽扯到各方利益,、幕后交易,，以及決策的過程，雖說是臺面上的事,，卻也有許多玄機藏在里面,。其中有些事又與上奏者的個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密切相關(guān)，所以,，奏折的寫作者一定要揣摩皇帝的意圖,、天下之大勢，以及朝野的輿情風向,，所奏未必都是實情,。但即使這樣，后來的研究者也能從中窺視其內(nèi)在心理動機以及客觀條件可能造成的影響,。更何況,，他為了說服朝廷接受自己的主張，或相信自己所奏之事,，也會列舉種種理由,，或陳述詳盡的事實，這就自然要透露出許多重要的信息,，甚至國家,、地方的機密。對于歷史研究者來說,，這些材料真的是非常難得,、非常寶貴的。

在中國近代歷史中,，李鴻章是個繞不過去的人物,。自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至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大約40年間,，舉凡中國所發(fā)生,、所遭遇之內(nèi)政、外交,、經(jīng)濟,、軍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幾乎沒有一件不與李鴻章發(fā)生過關(guān)系,。他參與過剿滅太平天國和捻軍的軍事行動,。他還是洋務(wù)派的領(lǐng)袖級人物，創(chuàng)立北洋水師，辦新式學堂,、開煤礦鐵礦,、造機器、造輪船,、修鐵路、設(shè)郵電局,、選派留學生,，幾乎都是他開風氣之先。他周旋于列強之間,，先是“以夷制夷”,，繼而“與列強結(jié)援”，嘗以善辦外交自詡,，他也確曾以數(shù)次和議而暫時化解了國家的危機,。在這40年中，他從江蘇巡撫一直做到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位高而權(quán)重,，曾有“晚清第一重臣”之稱。但同時,，他又是一個爭議最多,，麻煩不斷的人物。古人說,，蓋棺論定,。李鴻章蓋棺已百年有余，至今論而未定,，可見其難度之大,。事實上，直到今天,，我們也沒能給予李鴻章客觀公正的評價,，許多論者仍然“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譽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譽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梁啟超語）,。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除了有一些偏見,、成見之外，我想主要是李鴻章這個人與中國近代史的關(guān)系錯綜復(fù)雜,，其中的是非曲直一時半會兒還不能有明確的答案,。這不僅有賴于思想的解放,，還要仰仗于有心人對材料的發(fā)現(xiàn)和發(fā)掘。

雷頤就是這樣一個有心之人,。奏折固然不是新材料,，它一直靜靜地躺在檔案館里，已經(jīng)躺了百余年,，如果沒有人喚醒它,，它永遠是一堆死的材料。雷頤對李鴻章奏折的細讀把這堆死的材料激活了,。這是需要一點耐心的,。過去講到做學問，主張“板凳要坐十年冷”,，這在今天的一些人看來，是太不“經(jīng)濟”了,。在這個“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現(xiàn)代社會里，皓首窮經(jīng)一定被認為是傻子,、呆子,、迂腐和保守，是大家嘲諷,、揶揄的對象,。而當代英雄一定是那些一年寫好幾本書,，乘早趕著出名,，趕著撈錢的聰明人。這種對待學術(shù)的態(tài)度,，是很令人擔憂的。以前,，很多材料都是封閉的,，我們想看也看不到，現(xiàn)在,，很多材料都公開了,，我們卻又為著名,、利,，不肯坐下來細讀,，難道我們的歷史研究注定了是要永遠浮在空虛的泡沫上嗎？歷史研究不是顯學，有志于研究歷史的人,，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在這里沒有捷徑好走。但是,，收獲的快樂恰恰就在這寂寞之后,。對此，雷頤深有感觸,，他說:“‘奏折中的歷史’往往比只有‘結(jié)果’而缺乏‘過程’的‘史冊中的歷史’更加生動,、豐富，給人的歷史感受更加深刻,。”

這些奏折就像一張張歷史的底片,，它們所顯現(xiàn)出來的李鴻章是生動的,、具體的，絕非一兩頂帽子所能概括的,。無論是他的為官,、外交，還是洋務(wù),，透過奏折中的文字,，都呈現(xiàn)出復(fù)雜性、殘酷性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劇性,。讀了這些奏折和雷頤的讀解文字,，我們對李鴻章其人其事，對這個衰世忠臣在大變動時代的竭力掙扎,，對于他的力圖維持一個一直處于風雨飄搖中的腐朽政權(quán)的無奈心境與悲涼命運,，以及那個時代的政治、經(jīng)濟,、社會狀況,，都有了更加深刻、詳盡,、生動的了解,，這是我們應(yīng)該感謝雷頤的。

《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 雷頤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