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農歷三月十九日,，北京被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軍團團包圍,，明朝最后一個皇帝朱由檢倉皇從內宮出逃，在宦官王承恩的陪同下,，吊死于煤山,。這標志著明王朝在中國近三百年的統(tǒng)治正式結束,。因這一年為舊歷的“甲申”年，所以每到這一年,，人們總會有許多值得回味的感慨,。第五個“甲申”年，也就是公元1944年,，文人郭沫若寫下了他的著名雄文《甲申三百年祭》,，重申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貪賄必然亡國的道理,；同時也勸諭新興的工農政黨,，切莫驕傲自滿,，以免重蹈李自成“其興也渤焉，其亡也忽焉”的悲劇,。

平心而論,，《甲申三百年祭》今天看來仍然以其充溢的歷史關懷和對農民起義“同情的理解”，不失為一篇好文章,。而在第六個“甲申”輪回里,，隨著歷史潮流的沉浮變換，對李自成的評價也經歷了一個“天上人間”式的飛躍:在尚“左”的年代里,，李自成幾乎就是救苦救難的“圣人”,；而自20世紀九十年代以降，李自成又重新淪為“賊”“寇”,，成為“暴力”的代名詞,。其實就李本人的身世和作為而論，他當然不是推動歷史進步的“英雄”,，但也不是天生的暴徒,。與張角、方臘,、白蓮教、青蓮教以及其后的太平天國相比,，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其實是最少宗教色彩的,。他的起義完全是因饑饉所逼。

一

李自成出生于陜北米脂縣,。在明代,，米脂縣屬延安府綏德州。這里地處苦寒的黃土高原,，土地貧瘠,，降雨稀少，而明末的稅收和“加派”是按畝征收,，不考慮實際產出,，這對地廣人稀的陜北來說，就顯得極不合理,。而最令當地百姓不能忍受的是,，陜北本來地處內陸，居民靠種地為生,，基本沒有什么工商業(yè),，但官府的各種“加派”只收銀子，不要糧食,，這就等于額外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再加上無休止的徭役和名目繁多的搜刮使得農民大量外逃,，而官府為了“完糧”，規(guī)定一戶逃則其余九戶補足,，九戶逃則其余一戶補足,，于是，對不想坐著等死的農民來說,，剩下的就只有一種選擇,，那就是整村整村的逃亡。

崇禎二年,，延安人馬懋才在《備陳大饑疏》里,，詳細地記錄了當時干旱無雨，百姓流離失所,，哀鴻遍野的慘狀:

臣鄉(xiāng)延安府,，自去歲一年無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間,，民爭采山間蓬草而食。其粒類糠皮,，其味苦而澀,。食之，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盡矣,，則剝樹皮而食。諸樹惟榆樹差善,，雜他樹皮以為食,，亦可稍緩其死。迨年終而樹皮又盡矣,，則又掘山中石塊而食,。其石名青葉，味腥而膩,，少食輒飽,，不數日則腹脹下墜而死。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為盜……間有獲者亦恬不知畏,，且曰:死于饑與死于盜等耳！與其坐而饑死,，何若為盜而死,，猶得為飽鬼也。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