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乾隆爺那些事兒》  作者:綦彥臣    出版社:新華出版社

乾隆八年（1743年），大清帝國官場發(fā)生了一件大事,，那就是杭世駿以漢員身份再提滿漢官員待遇不一的問題,，由此激怒了皇帝,，將杭世駿開除公職，趕回杭州老家,。

清朝軍事貴族集團在努爾哈赤時期首先推行“以滿治漢”政策,，而后調整為“以漢治漢”，直到康熙八年（1669年）才明確地說:“滿漢大小官員,，職掌相同,，品級有異，應行劃一,?！倍鴮嵸|上這個政策執(zhí)行得并不到位，所謂滿漢一體的政策不過表現(xiàn)為皇帝本人對漢族歷史文化杰出人物的尊崇而已,，如康熙謁孔廟,、給孔子行三跪九叩之禮，又如康熙將朱熹理學列為清代正宗思想,。

滿漢官員待遇不一問題被漢員寫進奏章,，杭世駿也不是第一例，如順治朝進士,、順康之際名臣魏裔介早在順治九年（1652年）就在奏章中提醒順治“督撫重臣宜慎選擇,，不宜專用遼左舊人”。所謂遼左舊人,，當然以滿族大臣為多數(shù)而漢族大臣為少數(shù),。在表達出這樣的意見之前，魏裔介還大膽地說過“上下之情未通,，滿漢之氣中瘀”那樣的話,。魏裔介之說不僅言之有據(jù)，而且在以后的康雍兩朝“滿漢之氣中瘀”問題根本沒見好轉,，實際上往更壞處發(fā)展,。滿族官員不拿漢員當回事兒，更不會拿漢族百姓當回事兒,。比如與杭世駿同時代的著名文人全祖望在紀念姚啟圣的碑文中記述道:“駐軍閩中的滿洲貴族有王爺,、貝子、公爵,、伯爵各一位,。將軍、都統(tǒng)以下各開幕府,，他們率領的部隊是皇家禁軍,。駐閩禁軍沒有正式駐所，就占據(jù)民房；沒有生活用具,，就強用原屋主人的東西,；沒有奴仆伺候，就強迫原屋主人為奴仆,。他們輪奸原屋主人的老婆,、女兒，把主人的老人與幼童全給關起來,。他們頤指氣使或高聲斥責原屋主人,，稍不如意，就將人家痛打一頓,。閩中大地每天都有被虐待致死的人,，再加上老百姓吃不上飽飯，死人就更多了,。姚啟圣先生到閩中任職,，看到這種悲慘的狀況，就盡最大力量保護民眾,。到了廈門平定后,，姚先生給康熙皇帝寫信,，請求中央將大部分駐軍撤回北京,，只留兩位將軍駐守。中央很快決定全數(shù)撤軍,，但是皇家禁軍還是要將共計兩萬的閩中民眾帶到北京去當奴仆,。姚先生流著淚向駐閩王爺請求，要嚴行軍令‘有私攜良民者殺無赦’,，而后動用大量資金為百姓贖身,。這樣，禁軍在起程前就釋放了所有民眾,，因為他們得到金錢,，也就樂意放還被奴役的百姓了?！?/P>

從全祖望紀念姚啟圣為民請命的善行中,，人們不難發(fā)現(xiàn)漢民受滿族欺壓的情況。到雍正一朝,，此種欺壓漢民的情況雖有所改觀,，但官場上的滿高漢低的現(xiàn)象卻愈演愈烈。那位因做過年羹堯幕僚并被誣“悖逆”的著名文人汪景祺在其《西征隨筆》中記載了自己的親歷,，他寫道:“陜西吏治之壞,，當為各省之首，幾十年來，重要省級官員全由滿洲人出任,。這些人文化程度很低,，連公文閱覽都成問題。對于公文往來,、案件判決等事項,，都讓幕僚辦理，自己頂名當官而不問民生吏治,。這些人又甚為貪財,，刻剝聚斂以供歌舞酒宴之揮霍。有一名總督犯罪,，朝廷欽差大臣審問,。案件中有一個妓女，她在受審時也與犯罪總督同跪一堂,。當時人們認為,，此事必傳為千古笑談，不只是有失體統(tǒng)的問題了,?！?

妓女（高官情婦）與高官同時出庭受審，對現(xiàn)在來說,，是很正常的現(xiàn)象,，體現(xiàn)司法公正精神。在古代的等級社會里可不得了,，即便是犯人也要分等級,。總督今年有罪,，明年可能官復原職,，如上節(jié)提到的孫嘉淦。但妓女就是妓女,，就算明年被宣布無罪,，明年的身份還是賤民。所以,，滿族高官既沒有全面接受漢族文化的禮義廉恥觀念,，更沒有相應的處理政務能力，而沒有能力再占據(jù)要位必然會導致漢員的不滿,。漢員的不滿溢于言表,，將滿族高官的無能當政治問題來評點。仍是在雍正朝,，一位職任陜西糧儲道的道員,，名叫杜濱,，就借他的上司、滿族巡撫西琳辦公室有裁縫同在的現(xiàn)象,，專門給皇帝寫信:“巡撫西琳每接見屬員時,，總有兩位裁縫在場。對于陜西省有關道員級官員對長官行禮或對答,，此二人就像沒看見似的,。對于官員們討論的各種問題，此二人也一一聽聞,。大小官員,，對此現(xiàn)象均表示驚駭。 ”

等西琳去職之后,，又來了一位叫武格的滿族巡撫,。此人水平更差，所有公務均交書辦處理,。所謂書辦,，就是衙門里沒有品級的文職人員，或曰一種“有文化的臨時工”,。

杜濱又盯上了武格,，給雍正皇帝寫了舉報信，信中說:“新任巡撫武格到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審理原清澗縣令私自增加農民負擔的案件,。他當堂只說了一句話:你要如實招供。后面的審問就全由書辦負責了,。后來,，書辦說此案尚有難以落實與查證之處，巡撫武格就點頭稱是,。”

連續(xù)兩位滿族巡撫被一位職務并不高的漢員盯上,，讓雍正又氣又惱,。人家漢員所舉是事實，不好找碴兒報復,，況且滿族高官確實太無能,，長此下去也不利于大清江山穩(wěn)固，所以他就批示杜濱兩次遞交奏本所反映的問題寫道:“西琳被人如此參奏,，返躬自思,，何顏立于天地之間耶！朕所用滿洲外省大臣中多無恥不廉,，器局狹小,，其所以然之故,，朕實不解。滿臣之顏面,，被爾輩一二喪盡天良之人壞盡矣,。朕除愧恨之外，復有何諭,！”雍正的話雖是激烈,，但總有包庇之意，即只說一二之人如西琳與武格者,，而不說是普遍現(xiàn)象,。

滿族高官無能，終于導致了可怕的“書辦專政”,，國家的治權就落到低級漢族文人手中,，而那些想為國家效力的高級漢員就被排擠在一旁。這種現(xiàn)象不僅在雍正之子乾隆一朝延續(xù),，而且到了乾隆之子嘉慶時代成了難以治理的弊病,。嘉慶九年（1804年）六月，針對吏部的書吏（與書辦同類）私用印信做假檔案提拔官員大案,，皇帝批示曰:“奈何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為國除弊者少；茍且失責者多,，直言陳事者少,。甚至問一事則推諉于屬員，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書吏,。自大學士、尚書,、侍郎以及百司庶尹,，唯諾成風，皆聽命于書吏,，舉一例牢不可破,，出一言唯令是從。若堂司如此庸碌,，書吏如此狡猾,，上無道揆，下無法守,，太阿倒持,，群小放恣，國事尚可問乎,？”

雍正朝的杜濱參奏西琳與武格的事情發(fā)生在雍正六年,，據(jù)嘉慶九年的吏部書吏舞弊案有76年的時間,，整整地涵蓋了乾隆一朝（1736-1795 年）六十年。問題從雍正的不肯認賬,，只說“一二喪盡天良之人”,，到嘉慶說“諸臣全身保位者多”，無奈地承認現(xiàn)實,，其間乾隆的盲目與武斷是巨大的促成因素,。首先，他不愿為老領導即他老爹雍正朝的滿族高官無能而占位的惡劣官風負責任,，仍然認為是個別現(xiàn)象,，即“一二喪盡天良之人”在壞事；其次,，他雖然也是滿漢一體政策的推行者,，但本質上對漢人仍然戒心深重。就杭世駿于乾隆八年（1743年）所提的建議來說,，根本不是借題發(fā)揮,，而是在于促成皇帝革除舊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