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新著《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選擇李鴻章從政40年所寫奏折作為研究他與近代中國歷史的基礎,，其優(yōu)點首先在于材料的扎實和可靠,。作者逐篇細讀這些當年專門寫給皇帝的“請示匯報”，很多深藏在歷史皴褶中的東西，都被他一點一點地剔了出來,。而李鴻章的性格,、人格、心機與權謀,，也在這里得到了淋漓盡致地表現(xiàn),。奏折是臣屬寫給皇帝看的，所奏之事都是國家,、地方政治、經濟,、軍事,、外交諸方面的大事，牽扯到各方利益,、幕后交易,，以及決策的過程，雖說是臺面上的事,，卻也有許多玄機藏在里面,。其中有些事又與上奏者的個人利益甚至身家性命密切相關，所以,，奏折的寫作者一定要揣摩皇帝的意圖,、天下之大勢，以及朝野的輿情風向,，所奏未必都是實情,。但即使這樣，后來的研究者也能從中窺視其內在心理動機以及客觀條件可能造成的影響,。更何況,，他為了說服朝廷接受自己的主張，或相信自己所奏之事,，也會列舉種種理由,，或陳述詳盡的事實，這就自然要透露出許多重要的信息,，甚至國家,、地方的機密。對于歷史研究者來說,，這些材料真的是非常難得,、非常寶貴的。

在中國近代歷史中,，李鴻章是個繞不過去的人物,。自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至光緒二十七年（公元1901年），大約40年間，舉凡中國所發(fā)生,、所遭遇之內政,、外交、經濟,、軍事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幾乎沒有一件不與李鴻章發(fā)生過關系。他參與過剿滅太平天國和捻軍的軍事行動,。他還是洋務派的領袖級人物,，創(chuàng)立北洋水師，辦新式學堂,、開煤礦鐵礦,、造機器、造輪船,、修鐵路,、設郵電局、選派留學生,，幾乎都是他開風氣之先,。他周旋于列強之間，先是“以夷制夷”,，繼而“與列強結援”,，嘗以善辦外交自詡，他也確曾以數(shù)次和議而暫時化解了國家的危機,。在這40年中,，他從江蘇巡撫一直做到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位高而權重,，曾有“晚清第一重臣”之稱,。但同時，他又是一個爭議最多,，麻煩不斷的人物,。古人說，蓋棺論定,。李鴻章蓋棺已百年有余,，至今論而未定，可見其難度之大,。事實上,，直到今天，我們也沒能給予李鴻章客觀公正的評價,，許多論者仍然“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譽之者千萬，而毀之者亦千萬,；譽之者達其極點,，毀之者亦達其極點”（梁啟超語）。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除了有一些偏見,、成見之外，我想主要是李鴻章這個人與中國近代史的關系錯綜復雜,，其中的是非曲直一時半會兒還不能有明確的答案,。這不僅有賴于思想的解放，還要仰仗于有心人對材料的發(fā)現(xiàn)和發(fā)掘,。

雷頤就是這樣一個有心之人,。奏折固然不是新材料，它一直靜靜地躺在檔案館里,，已經躺了百余年，如果沒有人喚醒它,，它永遠是一堆死的材料,。雷頤對李鴻章奏折的細讀把這堆死的材料激活了。這是需要一點耐心的,。過去講到做學問,，主張“板凳要坐十年冷”，這在今天的一些人看來,，是太不“經濟”了,。在這個“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的現(xiàn)代社會里,，皓首窮經一定被認為是傻子,、呆子、迂腐和保守,，是大家嘲諷,、揶揄的對象。而當代英雄一定是那些一年寫好幾本書,，乘早趕著出名,，趕著撈錢的聰明人。這種對待學術的態(tài)度,，是很令人擔憂的,。以前，很多材料都是封閉的,，我們想看也看不到,，現(xiàn)在,，很多材料都公開了，我們卻又為著名,、利,，不肯坐下來細讀，難道我們的歷史研究注定了是要永遠浮在空虛的泡沫上嗎,？歷史研究不是顯學,，有志于研究歷史的人，是要耐得住寂寞的,，在這里沒有捷徑好走,。但是，收獲的快樂恰恰就在這寂寞之后,。對此,，雷頤深有感觸，他說:“‘奏折中的歷史’往往比只有‘結果’而缺乏‘過程’的‘史冊中的歷史’更加生動,、豐富,，給人的歷史感受更加深刻?！?/P>

這些奏折就像一張張歷史的底片,，它們所顯現(xiàn)出來的李鴻章是生動的、具體的,，絕非一兩頂帽子所能概括的,。無論是他的為官、外交,，還是洋務,，透過奏折中的文字，都呈現(xiàn)出復雜性,、殘酷性和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劇性,。讀了這些奏折和雷頤的讀解文字，我們對李鴻章其人其事,，對這個衰世忠臣在大變動時代的竭力掙扎,，對于他的力圖維持一個一直處于風雨飄搖中的腐朽政權的無奈心境與悲涼命運，以及那個時代的政治,、經濟,、社會狀況，都有了更加深刻,、詳盡,、生動的了解，這是我們應該感謝雷頤的,。

《李鴻章與晚清四十年》 雷頤著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08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