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苦毛澤東打仗不高明

遵義會議上,，大家批判了博古的“左”傾軍事路線，父親站出來為博古辯護,，會議上具體講了什么現(xiàn)在誰也說不清了,。1962年1月，毛澤東對日本一個訪華代表團談話時回憶說：“遵義會議時,，凱豐說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去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么照書本去打,？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另一本《孫子兵法》,，當時我并沒有看過，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我問他《孫子兵法》共有幾篇,，第一篇的題目叫什么？他答不上來,。其實他也沒有看過,。從那以后，倒是逼使我翻了翻《孫子兵法》,。”從此,，這個說法流傳起來，在許多文學和影視作品中出現(xiàn)過,。

80年代,，貴州的領導知道父親參加了遵義會議，就主動邀請我去參觀遵義會議紀念館，沒想到惹出點亂子來,。遵義會議紀念館里正在講凱豐怎么反對毛主席,，怎么不好，那個時候歷史人物都是臉譜化的,，父親被說得就不是人了,。得知省里領導帶著凱豐的兒子來了，紀念館的人都不知道該怎么講了,。

2005年我又一次去遵義,，為了避免尷尬，我提前和遵義那邊打了招呼,，遵義紀念館的同志說正發(fā)愁找不到材料,，他們手里父親的照片很少，希望我提供一些,，并說已經(jīng)重新寫了講解詞,。

確實，父親在遵義會議上,，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并且和毛澤東有過比較激烈的爭執(zhí),，可能說過一些過頭話,，但是這都不違反黨的組織原則，在會議上可以爭論,，可以有不同意見,，還可以會后保留自己的意見。遵義會議結(jié)束時,，父親也承認博古和李德犯了軍事路線錯誤,，但反對撤掉他們的指揮權(quán)，還說了一些抱怨的話,。遵義會議之后,，父親就被免除了9軍團黨代表的職務。

在隨后的扎西會議上,，父親想通了,，改正了認識，做了檢查,。中央恢復了他9軍團黨代表的職務,。父親此時是確實轉(zhuǎn)變過來了，此后,，在長征途中的許多政治關口,，父親都站在毛澤東一邊。

長征路上的筆桿子

1935年5月，紅軍進入彝族地區(qū),，發(fā)生了帶有傳奇色彩的劉伯承和小葉丹歃血為盟的故事,。隨后，父親代表中央撰寫了長文《番民工作的幾個問題》,，刊登在中共中央機關報《前進》上,，此文代表了中央的民族政策。如果說劉伯承,、小葉丹的結(jié)義是紅軍在長征中民族團結(jié)的典范的話,，那么父親撰寫的《番民工作的幾個問題》就是我黨民族政策的經(jīng)典文獻。

在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前,，毛澤東、張聞天就不滿意張國燾不請示中央就成立政府的問題,，父親代表中央撰文批評張國燾搞的西北聯(lián)邦政府,，是想把中央也“聯(lián)邦”進去。張國燾得知父親的文章后極為惱火,，提出了交涉,，并質(zhì)問張聞天。由于當時張國燾勢力強大,，中央惹不起他,，為了向張國燾妥協(xié)，收回了這篇文章,，算是和張國燾有了些隔閡,。但是在一、四方面軍會師的時候,，由于父親是江西萍鄉(xiāng)人,，和張國燾是同鄉(xiāng)，所以中央派父親去迎接張國燾,，也是為了化解之前的一些誤會,。

1935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四川西北部的兩河口召開了擴大會議,，并通過《關于一,、四方面軍會合后戰(zhàn)略方針的決定》，否定了張國燾向川康退卻的主張,。父親明確支持北上,。之后中央歷次會議父親都是旗幟鮮明地維護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央的統(tǒng)一，反對張國燾分裂中央,、分裂紅軍的活動,。

在沙窩會議上政治局委員分工時,，父親負責長征路上的少數(shù)民族委員會工作。在不久后的班佑會議上,，又受命組織中央宣傳委員會,，并負責審查關于民族問題的宣傳材料。后來,，他又擔任中共中央理論刊物《干部必讀》的編委,。父親的理論水平在黨內(nèi)比較高，擔任這些工作顯示了中央對他理論和宣傳才干的肯定,。1938年2月,，父親在延安發(fā)表了洋洋三萬言的《黨中央與張國燾路線分歧在哪里》，該文引用了許多內(nèi)部文件,，系統(tǒng)批判張國燾錯誤路線,。

父親在長征中的形象被人們定格在遵義會議一個點上了，事實并非如此,。在長征中父親早就轉(zhuǎn)變了,，堅定地站在中央和正確路線一邊。不然在長征之后他不會擔任那么多,、那么重要的職務,。可以說,，在七大之前父親是主要的筆桿子,，中央最重要的文件都是父親起草的。

新中國成立后,，父親任中宣部副部長。1953年,，《人民日報》負責為“一化三改造”寫社論,，一位副總編輯寫了六、七遍都通不過,，父親就親自寫,，結(jié)果毛主席看后，改了幾個錯字,，一遍就通過了,。

周恩來讓賢，給父親做文化工作的副手

第二次國共合作期間,，中央成立了長江局,。1938年3月，父親被派往武漢參與長江局工作,，任中共中央長江局委員,、宣傳部部長,、黨報委員會委員、國際宣傳委員會委員等職務,。當時在武漢的政治局委員有王明,、周恩來、博古和父親,。這時長江局的幾個主要負責人多是與共產(chǎn)國際關系密切的同志,，因此王明在長江局就更加自作主張，經(jīng)常擅自以中央名義發(fā)表談話,。父親堅持和周恩來站在一起,，反對王明的錯誤路線。1938年7月7日,，為紀念抗戰(zhàn)一周年,，父親在《新華日報》發(fā)表《中國抗戰(zhàn)一周年》的長文。

武漢淪陷后的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批準在重慶正式成立南方局,，父親是六個常委之一，排名第三,，在葉劍英,、董必武之前，領導華南,、西南各省黨的工作,。那時父親還是主抓宣傳工作。當時在確定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的問題上,，周恩來主動讓賢,，叫父親擔任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自己任副書記,，父親堅持不能叫周副主席給自己當副手,，可是周恩來的態(tài)度非常堅決，最后和博古一起說服了父親,，這樣父親就成了周恩來的“上級”,。

1940年11月，父親被黨中央調(diào)回延安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此外，任中央青年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書記,、中央學校教育管理委員會主任。1941年8月27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工作會議,，父親和毛澤東,、任弼時、王稼祥,、王明,、張聞天、陳云一起當選為書記處書記,。當時的書記處書記就相當于今天的政治局常委,。在此期間父親主持或參與制訂了一系列重要文件，以中共中央或中央宣傳部的名義向全黨發(fā)出,，如：《關于調(diào)整刊物問題的決定》,、《關于延安在職干部學習的決定》等。他還參與了《解放日報》的創(chuàng)刊,、延安大學的籌建等工作,。

由于擔任“文委書記”一職，父親主持了延安文藝座談會,。在整風運動中,，父親主要負責思想教育工作，成為整風運動中的主要領導,。提出了“整頓三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