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1978：我親歷的那次歷史大轉(zhuǎn)折》,，作者：于光遠，出版社：中央編譯出版社

25日（1978年11月25日,，中央工作會議）大會開過,，當天晚上，我到江一真的房間,，同他商量是否指名道姓地批評汪東興,。

我們認為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這本來是一件該做的事,，但還是應該承認他立了大功,。沒有他的積極參與，不動用歸他直接指揮的八三四一部隊,，1976年10月一舉粉碎“四人幫”的事就辦不成,。但是要講“兩個凡是”的提法和對它的堅持，對真理標準問題討論的抵制,，對平反“天安門事件”和鄧小平出來領(lǐng)導我們黨和國家的工作的阻撓,，對解決“文革”中的冤假錯案和康生問題的消極態(tài)度，等等,，汪東興欠的賬就很多很多,。他在立場上的的確確非常錯誤,，態(tài)度上非常不好。在堅持“兩個凡是”的事情上他起著大后臺的作用——本人出面說了許多不像樣子的話,，又是其他堅持“兩個凡是”的人的后臺老板,。不把他的名字點出來，許多事情就講不透徹,，許多問題就說不明白,。

在前十幾天的分組會上，發(fā)言中涉及到汪東興負責的事情,，還都避開說出他的大名,。在看簡報上的報道時，我們總覺得這種藏頭露尾的做法,，同充分發(fā)揚民主的精神不符,。民主不是恩賜的，只有自己來采取積極行動,。而且汪東興就在這個會上,，他雖然不到我們的分組會上來，但我們的批評他會從簡報上看得到,。如果他認為我們的批評與事實不相符合或者有不符之處,，他可以聲明。如果他認為我們講的道理不對,，他也可以反駁,，雙方可以進行討論爭論。我們有民主的權(quán)利,，他是黨中央的副主席,，當然也有自己的民主權(quán)利。左思右想,，我們認為會議開到這樣一個階段,，是到了該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時候了，覺得這樣做對會議有好處,。

當然我們也不是沒有顧慮,。我們知道，我們想做的事是在一個規(guī)模相當大的會議上直截了當?shù)嘏u黨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做這樣的事在黨章上是完全允許的，一個黨員看到黨內(nèi)不論什么人有重大的錯誤和缺點,，本來就有責任去進行嚴厲的批評,。我們也相信我們的批評是看準之后才采取的行動，不是沒有看準就干的莽撞行為,，而且可以收到積極的效果,。但是這畢竟是一件大事,，而且不知道黨的歷史上有沒有這樣的先例，不能不反復考慮,。我們也想過最好請示領(lǐng)導得到同意后才做這樣的事,，但又覺得不便。因此就決定自己來擔當這個責任了,。

于是兩人決定立即行動,，26日上午江一真開第一炮。江一真是我們西北組,、也是整個會議第一個指名道姓批評汪東興的人,。江一真在他的發(fā)言中說，在長征途中他和汪東興在一路,，同汪東興一起到延安,，并同汪東興在一起工作過，說自己對汪東興本來有好感,。接著很客氣地肯定多年來汪東興對保衛(wèi)毛澤東的安全和粉碎“四人幫”立下的功勞,。然后他提出一連串問題:責問汪東興對待周總理和鄧小平同志的態(tài)度，揭露他在1976年12月說過的“鄧小平的那兩下子,，不是（在1975年）試過了嗎,？就是不行嘛,！”江一真還批評了汪東興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問題”討論上的態(tài)度,。江一真說自己在衛(wèi)生部平反冤假錯案中,，受到汪東興的阻撓,。他揭露汪東興在北京醫(yī)院揭批“四人幫”時庇護劉湘屏等事情。

江一真發(fā)言后,，在西北組,，我和楊西光做了聯(lián)合發(fā)言，與江一真的發(fā)言相呼應（這個發(fā)言由楊西光主講）,。在發(fā)言中我們著重批評汪東興在粉碎“四人幫”后堅持“兩個凡是”,、阻撓鄧小平出來工作、阻撓真理標準討論等事情,。楊西光知道汪東興的事比較多,，講得也比較具體。比如他能準確地轉(zhuǎn)述汪東興某一次講話的具體內(nèi)容,，并把汪講話的時間,、地點交代得清清楚楚，還舉出當時在場可以作證的人名,。楊西光講的事情,，組內(nèi)不少人當時還都不太了解,，因此大家很感興趣。

江一真和楊西光在西北組發(fā)言時,，組里的同志們當然注意到我們指名道姓地批評了汪東興,，但是在會上一直沒有人對這一點發(fā)表什么評論，仿佛并不認為有什么特別的地方,。只是在26日晚餐和27日早餐時,，有人對我說:“你們該這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