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經濟觀察網,，作者：馬立誠,，原題為：《“兩個凡是”的興起和落敗》

老左派的反對與抗爭，貫穿了改革開放全過程,。

老左派陣營不是清一色,。有些人一直堅守傳統信條，無論是窮是達,，始終堅持己見,。你不一定贊同他們的觀點，但這樣的人格值得尊重,。有些人則是翻云覆雨,，隨時變臉，利益算計,，深淺莫測,，這就另當別論了,。當然，不論動機如何,，他們都有表達自己主張的權利,。老左派一直保持著對社會疾病的高度敏感，他們指出的許多問題,，的確有引發(fā)思考的作用,。

30多年來，老左派的抗議聲無日無之,，但就其影響力和波及面而言,，有四波較大的浪潮。第一波是“兩個凡是”的興起和落敗,。

1977年2月7日,，當《人民日報》發(fā)表兩報一刊聯合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的時候，每天忙于柴米油鹽的老百姓,，并沒有在意社論中這樣兩句話：“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毛澤東剛剛去世幾個月，造神運動的余威還遮蔽著大伙兒的思考,。這都是日常聽慣了的老調,，有啥稀奇？

然而,，日夜思慮國家大計的一些高層敏銳的人士,，看出其中玄機。這篇社論是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汪東興交給宣傳口負責人耿飚的,，強調不準動一個字,。耿飚在議論這篇文章的時候說，如果按照這篇文章的要求辦事,，粉碎“四人幫”等于白搞了,。

但是，意見歸意見,，還要服從上級,。《人民日報》發(fā)表這篇社論用了特大號字體,，全國各地報紙也在同一天用同樣字體轉載這篇社論,，一望而知來頭很大。此文當然經過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批準,。

此為“兩個凡是”正式出臺,。

“兩個凡是”出臺并非偶然,，這是華國鋒當時治國的指導思想。在上一年10月6日逮捕“四人幫”不久,，26日,，華國鋒就對宣傳部門作了四點指示：“1.要集中批判‘四人幫’，連帶批鄧,；2.‘四人幫’的路線是極右路線,；3.凡是毛主席批準過的，講過的,，都不能批評,；4.天安門事件要避開不說。”

“兩個凡是”并不只是說說而已,。在這篇社論發(fā)表的前幾天，華國鋒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說：“在一些地方,，出現了攻擊誣蔑中央領導同志的大標語,、大字報。現在社會上還流傳著不少政治謠言,，政治上十分反動,，惡毒攻擊已經去世的和現在的中央領導同志，妄圖蠱惑人心,，煽動群眾,，挑撥離間，分裂以華主席為首的黨中央,。”這里的“已經去世的”,，當然是指毛澤東。華國鋒在這個批示中要求逮捕和鎮(zhèn)壓“謠言制造者”,。根據這個批示,，各地都抓了一些人，把質疑毛澤東的聲音壓了下去,。

還有一個重要的情況,，當時《公安六條》還未撤銷（1979年2月才撤消），其中規(guī)定：凡是“攻擊污蔑偉大領袖毛主席”的,，“都是現行反革命行為,，應當依法懲辦。”孫長江曾說,，當時《公安六條》還未廢止,，那個時候誰要批評毛澤東可不是鬧著玩的，要被打成“現行反革命”,。

一個月之后,，1977年3月10日至22日,，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會前,，華國鋒給文件起草人講話,，中心意思是要按照“兩個凡是”的原則對待鄧小平問題和天安門事件。

但是,，中共中央副主席葉劍英卻對文件起草人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要求,。他說，要改變報告的提法和內容,，一是天安門事件是冤案,，必須平反；二是對鄧小平的提法要寫得好一點,，為鄧小平出來工作創(chuàng)造有利條件,。

兩邊唱起了對臺戲。在會議進行中,，陳云,、王震等人發(fā)言支持葉劍英。

顯然,，葉劍英等人的意見違背了毛澤東的決策和指示,。就在一年前的1976年4月7日，經毛澤東批準,，中共中央發(fā)布決議說：“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了發(fā)生在天安門廣場的反革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的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的性質已經變?yōu)閷剐缘拿堋８鶕ゴ箢I袖毛主席提議,，政治局一致通過,，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后效,。”

在元老壓力下，華國鋒讓了步,。他說,，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毛主席決定的,，是必要的,。1973年鄧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是有成績的，也犯有錯誤,，解決鄧小平同志的問題要做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汪東興的立場則很強硬,。當時全國正在開展揭批“四人幫”的運動,，一些媒介發(fā)表文章批評張春橋的《論對資產階級全面專政》和姚文元的《論林彪反黨集團的社會基礎》兩篇文章,。1977年2月4日，汪東興批示說：“這兩篇文章是經中央和偉大導師毛主席看過的,，不能點名批判,。”汪東興將這一指示發(fā)到所有宣傳機構，給媒介和理論界戴上了緊箍咒,。

據《往事》雜志主編鄭仲兵回憶,，“兩個凡是”剛剛出來的時候，鄧小平并未十分注意,。朱佳木注意到了這個提法,，對鄧力群談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鄧力群接著找王震,，對王震說：你知道“兩個凡是”嗎,？這是沖著鄧小平來的，是不讓鄧小平出來工作,。于是王震就去見鄧小平,，談了“兩個凡是”的問題。鄧小平了解了情況之后,，于4月10日給華國鋒、葉劍英寫了一封信,，提出“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鄧小平的意思是，不能把毛澤東在“文革”中的片言只語當作處理問題的依據,。

5月24日,，尚未復出的鄧小平同王震、鄧力群談話,，進一步公開挑戰(zhàn)“兩個凡是”,。他說：“前些日子，中央辦公廳兩位負責同志來看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1976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多次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他說,，一個人只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又說,，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么他們的手稿常常改了又改呢……毛澤東同志說,，他自己也犯過錯誤,。”

鄧小平還說：“馬克思、恩格斯沒有說過‘凡是’,，列寧,、斯大林沒有說過‘凡是’，毛澤東同志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

由于民意和元老們鼎力支持,，在1977年7月16日至21日召開的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恢復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和解放軍總參謀長“三副一正”職務。

然而,，過了幾天,，在8月12日至18日舉行的中共十一大上，華國鋒所作的報告仍然以“兩個凡是”為基調,，盛贊“文化大革命”,。他把毛澤東晚年“左”傾思想的核心內容——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贊譽為“當代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成果”,。他繼續(xù)強調“以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斗爭為中心”，甚至代表黨中央宣布：“文化大革命這種性質的政治大革命今后還要進行多次,。”

這表明,，“兩個凡是”還是當時意識形態(tài)的主流。在十一大上,，汪東興從中央政治局委員升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這是全國黨代會對他在抓捕“四人幫”的過程中所起的關鍵作用給予的回報，汪東興的政治生涯達到人生頂峰,。

中國的進步費盡周折,，解決“兩個凡是”還需要新的回合。

1978年5月,，一場牽動全局的進攻開始了,。力圖開辟新時代的改革者終于找到了攻破“兩個凡是”的突破口。這就是由中央黨校與《光明日報》合作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在胡耀邦大力支持下,，孫長江、胡福明兩位作者合作的這篇文章，于當月10日發(fā)表在胡耀邦創(chuàng)辦的中央黨?！独碚搫討B(tài)》第60期,。第二天，《光明日報》用“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全文發(fā)表,。第三天,，《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全文轉載此文,。

文章說：“現在……‘圣經上載了的才是對的’這種傾向依然存在,。”“拿現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裁剪無限豐富的飛速發(fā)展的革命實踐,，這種態(tài)度是錯誤的。”關心時事的人都看得出來,，這些話針對性很強,，是沖著“兩個凡是”來的。新時代起航的汽笛鳴響了,。

當然,，對方的警惕性也很高。就在《人民日報》轉載這篇文章的11日當天晚上11點,，前《人民日報》總編輯,、時任毛選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的吳冷西給《人民日報》總編輯胡績偉打電話說“這篇文章犯了方向性錯誤”，是“砍旗”,，即砍倒毛澤東思想這面旗幟,。

17日，汪東興講話說：“理論問題要慎重,，特別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等文章，我們都沒有看過,，黨內外議論紛紛,，實際上是把矛頭指向主席思想。我們黨報不能這樣干,。這是哪個中央的意見,？”

同一天，中共中央機關刊物《紅旗》雜志總編輯熊復說,，這篇文章有問題,。

18日上午，汪東興找熊復等人談話,，說這篇文章是針對毛主席來的,，“不知是代表哪個中央的”。

18日晚上，中宣部長張平化把參加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各省負責人召集到釣魚臺,，他勸告大家辨別一下這篇文章,，要用鼻子嗅一嗅。他說,，不要認為《人民日報》登了,，新華社發(fā)了，就成了定論,。

鄧小平開始并不知道《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他聽說此文引起很大爭論，就找來一看,。30日,，他與胡喬木等人談話時說：“現在發(fā)生一個問題，連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都成了問題,，簡直莫名其妙,！”

6月2日，鄧小平在全軍政治工作會上講話說,，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也只有放到社會實踐中去檢驗，才能證明正確不正確,。

但是汪東興堅守陣地,。6月15日，他在中央直屬新聞單位的會議上直接點了“特約評論員”的名,，并且?guī)状吸c名批評胡耀邦,。他嚴厲指責《人民日報》和新華社的負責人胡績偉和曾濤，要他們二人“接受教訓,，下不為例”,。

令汪東興狂怒不已的是，就在他發(fā)出警告的第二天,，《人民日報》就發(fā)表了邢賁思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重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24日,，《解放軍報》又發(fā)表《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則》,。這篇文章是胡耀邦組織撰寫的，得到中央軍委秘書長羅瑞卿大將堅決支持,。30日,，《理論動態(tài)》和《人民日報》同時發(fā)表《歷史的潮流滾滾向前》。這些文章都是反擊“凡是”派的,。

中國社科院首任院長胡喬木在論戰(zhàn)初期卻采取抹稀泥的態(tài)度,，實際偏向“兩個凡是”,。他在社科院大會上講話說：我可以負責任地講，中央在這個問題上（指真理標準討論）是一致的,，誰說中央內部有不同意見,，就是造謠，就是分裂中央,。

6月20日,，胡喬木去了胡耀邦家里，對胡耀邦說,，爭論是黨校挑起來的,，我不同意再爭論下去，要立即停止爭論,，再這樣爭論下去,，勢必要造成黨的分裂。

胡耀邦不同意胡喬木的意見,。

到了7月份,，汪東興仍然寸步不讓。他在山東視察時說：不要砍旗,，不要丟刀子,，還是要以階級斗爭為綱。

華國鋒則指示中宣部和《紅旗》雜志,，對真理標準討論“不介入”,、“不表態(tài)”。這當然是不贊成《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

7月21日,，鄧小平找張平化談話，警告他不要對真理標準討論設置禁區(qū),。

22日,，鄧小平找胡耀邦談話，對他說：“你們的《理論動態(tài)》,，班子很不錯?。∧銈兊囊恍┩竞茏x了一些書啊,，不要搞散了，這是個好班子,。”胡耀邦得到了強有力的支持,。

此時，全國大部分媒介相繼發(fā)表文章支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形勢有如火上澆油,，一場真理標準大討論在全國展開。理論界、科技界,、教育界,、文藝界的知識分子由于在“文革”中遭受慘重打擊，紛紛沖上前線,，批判“兩個凡是”,。

但是，到了10月份,，上層的形勢仍呈膠著狀態(tài),。3日，中央辦公廳一位副主任在信訪工作會議上講話說：“《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有些話有些問題……有的人用主席的話批主席……有的不僅針對毛主席,，也是針對華主席。”

最終,，在11月11日至12月15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解決了“兩個凡是”問題。

華國鋒為這次會議確定的主題是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這個議題當然很有價值,，但當時“文革”遺留問題堆積如山，壓在人們心頭,，不解決這些問題,，重點轉移不了。

會議開始,，陳云,、譚震林、聶榮臻,、蕭克,、康克清、宋任窮,、肖華,、胡耀邦、楊得志,、陳丕顯,、萬里等元老紛紛開炮，要求首先解決“文革”中的一些重大冤案和天安門事件問題,，得到與會者強烈反響和積極呼應,，會議議程脫離了華國鋒的控制。陳再道,、李昌,、于光遠,、王惠德、楊西光等人發(fā)言高度評價了天安門事件,。

11月14日,，華國鋒再次做出讓步，批準《北京日報》刊登報道,，說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16日，《人民日報》發(fā)表文章,，說天安門事件完全是革命行動,。

“兩個凡是”的防線被攻破。

25日,，陷入被動的華國鋒在會上講話,，宣布撤銷“反擊右傾翻案風”的中央文件，為“二月逆流”平反,，為薄一波等61個“叛徒”平反,，為陶鑄、楊尚昆平反,，將彭德懷的骨灰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對康生、謝富治進行揭發(fā)批判,，撤銷中央專案組,，把全部案件移交中組部。一些地方性重大案件,，由地方實事求是妥善處理,。

“兩個凡是”的防線基本崩潰。

自26日起,，會議轉而就真理標準討論問題展開激烈爭辯,。

江一真、于光遠,、楊西光等人在發(fā)言中點名批評汪東興堅持“兩個凡是”,、壓制真理標準討論的錯誤。眾多發(fā)言者批評了李鑫,、吳冷西、熊復等人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亂扣帽子的做法,。

鄧小平,、習仲勛、徐向前,、萬里,、鄧穎超、趙紫陽,、胡績偉等人在發(fā)言中說,，真理標準討論不是一般的理論問題，而是一場政治斗爭,，關系到黨和國家的命運,。

12月13日，華國鋒在會上作了檢查,。他說,，“兩個凡是”束縛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實事求是地落實黨的政策,，不利于活躍黨內思想,，責任主要由我承擔。

汪東興在這一天的會上作了書面檢查,。他說,，1977年2月7日《學好文件抓住綱》這篇社論,，“是在我的直接領導下寫成的,，其中的‘兩個凡是’的提法，我是贊同的,。這不僅完全反映了我當時的思想實際，而且在以后處理某些問題的時候,，自己的思想還束縛在這個框框里,，解放不出來”，“在真理標準討論的過程中,，我對于它的積極意義估計不足,，相反，在思想上存在一些顧慮,，主要是怕因此對捍衛(wèi)和高舉毛主席的偉大旗幟產生不利影響”,。他還說：“我所擔負的職務與我的能力是不相稱的，是名不符實的,。為此,，我懇切請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職務。”

鄧小平在會上作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實際上成為幾天以后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

12月18日至22日,，舉行十一屆三中全會。全會拋棄了“以階級斗爭為綱”,，決定把全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明確要求進行經濟改革,，還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法制的重大命題。

至此,，“兩個凡是”落敗,，改革開放的航程正式啟動。

1981年6月,，中共中央《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批評了毛澤東晚年長達20年的“左”傾錯誤，否定了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并指出：“‘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或社會進步”,，“是完全錯誤的”。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在中央工作會議召開期間,，北京西單墻出現的一些大字報對推動思想解放發(fā)揮了作用。當時我在《中國青年報》理論部任編輯,。1978年12月15日下午,，我到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部參加一個神仙會。神仙會的主題是討論思想解放,，每逢雙周星期五下午舉行,。當天主持會議的，是時任中國社科院副院長的鄧力群,。會上,，他和我有一番對話，他要求《中國青年報》選登一點西單墻的大字報,，并讓我回去向報社負責人轉達這個意見,。后來，雖然報社幾經考慮沒有選登大字報,，但我對鄧力群力主思想解放留下了很深印象,。不料，鄧力群不久之后即轉向“左”的方面,，而且成為主將。這個現象值得研究,。1979年12月,，根據北京市政府的規(guī)定,，大字報從西單墻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