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嚴步耕
青年評論家
北京時間10月10日晚七點,瑞典學院將2024年度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了韓國女作家韓江,以表彰其“用詩意散文直面歷史創(chuàng)傷,揭示人類生命的脆弱”。諾獎官網,放出了更為詳細的評價:“韓江直面歷史創(chuàng)傷和隱形的規(guī)則,在每一部作品中都揭示了人類生命的脆弱。她對身體與靈魂、生者與死者之間微妙界限的獨特關注,使她在詩意且實驗的寫作中,成為當代散文的革新者。”
對于中國讀者而言,韓江早已成為女性主義閱讀思潮下十分熟悉的韓國女作家;畢竟,她的小說曾經連續(xù)數(shù)周霸占豆瓣熱門榜單之巔。
故而,在諾貝爾文學獎公布之后,社交媒體幾乎對本屆諾獎呈現(xiàn)一致的認可。盡管,由于太知名和太年輕這兩大因素,在公布之前幾乎沒人預料到本屆得主會頒給如此熟悉而年輕的70后韓國作家。
韓江獲獎的意義,為何意味著更多?
某種程度而言,本屆諾貝爾文學獎頒發(fā)給韓江屬于爆冷,以致于現(xiàn)場記者略感詫異地彼此相覷:首先,博彩公司的賠率榜單上并沒有出現(xiàn)韓江的名字,眾望所歸的作家群體又得在世人的期待中繼續(xù)保持陪跑姿態(tài);其次,韓江以53歲的年齡斬獲諾獎,打破了世人以為的終生成就獎這一痼疾式偏見;再者,諾獎常年爆冷導致熱門人物往往不被期待,而韓江自布克獎后連續(xù)吞下多項國際大獎,以“爆熱”的姿態(tài)“爆冷”地獲得了本屆諾獎。
對于韓國而言,韓江的獲獎想必也是“爆冷”。
在諾貝爾獎的國別史上,韓江成為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的韓國作家,是自金大中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后的第二位韓國諾獎得主;此外,她也是第一位斬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亞洲女性。
在此之前,韓江憑借《素食者》斬獲亞洲史上首位布克國際文學獎得主,隨后又接連獲得多項國際文學大獎;在2018年,被遴選為自瑪格麗特·阿特伍德后全球第五位“未來圖書館”年度作家;在剛剛過去的2023年,她還當選為英國皇家文學學會國際作家。
作為第一位韓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還是第一位亞洲諾貝爾文學獎女性得主,韓江填補了東亞三國中唯有韓國沒有諾貝爾文學獎的歷史。
在諾獎史上,她也是賽珍珠之外第二年輕的諾貝爾文學獎女性得主。在諾獎公布之后,從韓國總統(tǒng)到在野黨魁,從普通讀者到偶像明星,紛紛在社交媒體表達了韓江斬獲諾獎后的興奮之情和致敬之意。
韓國總統(tǒng)表示,韓江將韓國現(xiàn)代史的創(chuàng)傷疤痕鑄就成了一部偉大的文學作品,提升了韓國文學的價值分量;榮獲諾獎是韓國文學史的豐碑時刻,甚至是全民激情的國家慶典。在野黨黨魁李在明是尹錫悅的死對頭,他稱贊韓江的寫作是“在充滿暴力和仇恨的時代,努力尋求人類的尊嚴”。
甚至,當諾獎公布后,韓國國會擱置了正在進行的國政監(jiān)察會議,執(zhí)政黨與反對黨也擱置爭議,一齊呼吁共同繼續(xù)推進韓國文學藝術的長足發(fā)展,希望在科學技術領域也能擁有諾獎。
普通讀者紛紛跑去書店搶購并合影拍照到社交媒體表達興奮之情,而擁有全球影響的偶像團體成員也表示自己剛好讀完她的《少年來了》,在社交媒體表達致敬之情。
近些年來,韓國在各個領域的影響力持續(xù)獲得全球的認可。從工業(yè)制造到韓國偶像,從科技巨頭到影視作品,無論是硬核實力還是軟性實力,各個領域的韓流都釋放著不同程度的全球影響力。
尤其是韓國流行文化、游戲開發(fā)和影視作品方面,在全球范圍內都擁有強大輻射的影響力度,比如奉俊昊執(zhí)導的《寄生蟲》斬獲奧斯卡最佳影片獎。
在文學方面,曾被寄予厚望的詩人高銀,卻因性騷擾丑聞而無法成為期待之人;未料,韓江以亞洲首位女性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榮譽迅速填補了韓國缺失的文化版圖。
至此,在文學藝術的地緣版圖之中,東亞三國全部擁有自己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也就能夠理解何以韓國社會興奮至此。當然,韓江早已在不同讀者群體之間,憑借自身擁有的文字實力,征服了亞洲乃至全球的讀者和評委。
正如有些媒體在新聞稿件中冠以“東亞女性的勝利”或“亞洲”等字眼所呈現(xiàn)的那樣,韓江榮獲諾貝爾文學獎當然首先是屬于她個人的文學成就,也是亞洲文學的驕傲時刻和女性寫作的榮耀時分。
韓江的獲獎,讓韓國文學再度獲得更為廣泛的關注與認可,激勵著韓國和東亞的文學創(chuàng)作;與此同時,韓江獲獎也有助于消除亞洲文學與國際社會之間的認知態(tài)度,進一步推動亞洲與世界之間的文化交流與思想融合。
如果再從創(chuàng)作取材角度而言,韓江作品也提醒著世人必須直面歷史的隱疾和社會的暗痛。就中國讀者而言,韓江的創(chuàng)作與中國的讀者之間早已被證明存在著巨大的共鳴。從這個意義而言,韓江獲獎的歷史意義不容低估。
韓江不能被窄化為女性主義作家
作為諾貝爾文學獎的第18位女性得主、亞洲首位女性得主,加之小說《素食者》帶來的文學聲望,在諾獎公布之后的中國社交媒體,基本都從女性主義角度來談論韓江及其作品;不過,仍有諸多網友曬出韓江尚未在大陸出版的《少年來了》書影,由此可見韓江的影響絕非局限于女性主義閱讀思潮之下,她的寫作面貌早已被部分國人所熟知。
韓江的《素食者》在大陸的引進出版,恰逢女性主義閱讀思潮興起之時;很有意思的是,當韓江被記者問及女性主義寫作之時,她不僅否定了這種單薄壓縮的分類方法,甚至認為女性主義的文學說法在韓國社會早已進入過去式狀態(tài)。
在她自己看來,“女性悲鳴的聲音”只是其中之一,她的寫作是在“質問人間的復雜格斗”,“提問最難的人性問題”。
從創(chuàng)作題材而言,韓江的寫作也非常多元,不同于我們熟知或熱銷的韓國女性文學。了解她的寫作,才能懂得她的意義。
從諾獎官方的評價話語,也能抓取出韓江創(chuàng)作的關鍵信息:韓江的作品意在揭示人類生命的脆弱性,拷問著肉體與靈魂、生者與死者之間的種種聯(lián)系,直面歷史的創(chuàng)傷和社會的規(guī)訓;除此之外,評語里特別點出了韓江的文學技巧——因其詩性文風與實驗風格而成為當代散文的革新之人。
她的文學技巧和文字風格,哪怕在中國讀者群體里,也有很多人認為韓江的寫作不像是出自韓國作家之筆;而她創(chuàng)作取材的深廣多元,也讓她的寫作顯得更具國際化視野。
此外,諾貝爾委員會主席在評價介紹文章中,兩次使用了“證言文學”的概念詞組,如同暴力、記憶與關系等詞匯一樣,刻畫了韓江創(chuàng)作的核心命題。這與她的故鄉(xiāng)或童年存在著巨大的關聯(lián),她自己最看重的《少年來了》便是與童年記憶的搏斗產物,書寫對象正是韓國總統(tǒng)所言的“韓國現(xiàn)代史的創(chuàng)傷疤痕”——“光州事件”。
據(jù)韓江自己所言,盡管九歲之時隨全家搬離了光州,幸運地遠離了四個月后發(fā)生的歷史事件。但這份幸運并未讓她全家獲得精神解脫,反而事后深受幸存的內疚折磨,這件事情成了她對“人生在世有何意義”的追問源頭,“在很大程度上造就了現(xiàn)在的我”。
韓江的故鄉(xiāng),不僅在韓國現(xiàn)代歷史上有著特殊意義,還在韓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長期盤踞。由于韓國文學的翻譯引進與國內閱讀的社會潮流存在著巨大的聯(lián)系,導致韓國文學在普通讀者面前呈現(xiàn)了窄化的面貌,被淹沒在“金智英一代”的尖叫之下。
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韓國文學中,從李滄東等人的隱晦表達到韓江父親韓勝源一代的克制收斂,隨著在林哲佑等人作為親歷者的直面書寫,最終在2014年迎來了韓江《少年來了》,成為了這場歷史事件后銷量最大的文學作品:“通過讓死者的靈魂從身體中分離來見證自己的消亡”,“以殘酷的具體性正面描繪……為歷史的受害者發(fā)聲?!边@部著作成為韓江榮獲諾獎的關鍵所在,最為典型地凸顯了韓江寫作的意義所在:歷史的關懷、社會的責任與文學的擔當;當然,還有文學技藝。
韓江的最新著作《我不告別》,也是在歷史與記憶交織的證言文學代表作,書寫的是1940年代末駐韓美軍在濟州島的殺戮陰影;在夢魘般的噩夢圖景和痛苦性的語言表達之間,通過受害者家屬所背負的災難創(chuàng)傷,探討了過去對當下的支配關系,追問了歷史與記憶對后世之人的深層影響。
當然,即便是國人最為熟知的《素食者》,韓江也不認為該書僅僅是東亞女性的拒絕式抗爭,而在于刻畫社會生活的多重規(guī)訓,這就是諾獎評委所言的“隱形規(guī)則”:暴力不僅來自利維坦與社會群體,它還可能存在于任何組合的人際之間,比如夫妻之間、父母和子女之間或兄弟姐妹之間。
這部小說通過多重故事的變態(tài)書寫,探索世間之人在面對規(guī)訓的暴力時,身心能夠壓抑到何等的瘋狂,又會帶來何等的創(chuàng)傷疤痕:“人類的暴力能達到什么程度;如何界定理智和瘋狂;我們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別人?”而這種自我尋問,幾乎貫穿了韓江所有的寫作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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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蕭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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