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皇方濟各去世引發(fā)全球關(guān)注,，由于教皇更迭對地緣政治影響巨大，所以新教皇的人選非常值得關(guān)注,。
1846年開明改革派教皇庇護九世當選,，他進行了一系列宗教改革，大大推動了歐洲的文化覺醒運動和公民自由主義浪潮,，這點燃了震撼整個歐洲的1848年大革命,；無獨有偶，1978年極端仇視蘇聯(lián)的新教皇保祿二世即位,，他煽動組織了東歐天主教徒對蘇聯(lián)體制的對抗,，并一手促成了波蘭團結(jié)工會革命浪潮的興起，進而打垮了蘇聯(lián),。
因此，在當今東西方動蕩不安的國際環(huán)境中,，新教皇的人選至關(guān)重要,，作為世界上最龐大宗教群體的精神領(lǐng)袖，他的選擇關(guān)乎并影響世界歷史的走向，對于中國來說,，美國會不會利用這次教皇更迭選擇有利于自己的人選非常值得關(guān)注,，這就需要觀察美國對教宗選舉的影響力了。
眾所周知,，教皇選舉（Papal Conclave）是天主教會的核心儀式,，由樞機團（College of Cardinals）在封閉環(huán)境中選出新教皇。表面上看,，這一過程高度宗教化,、獨立于世俗權(quán)力。然而,，美國作為全球超級大國,，其政治、經(jīng)濟,、文化影響力是否對教皇選舉產(chǎn)生實質(zhì)性作用,，值得冷靜剖析。以下從歷史,、現(xiàn)狀和地緣政治角度,，客觀評估美國在教皇選舉中的影響。
事實上,，由于教宗的巨大戰(zhàn)略利益,，世俗大國長期試圖影響這一過程，盡管方式和程度隨時代變遷,。早期,，羅馬帝國和拜占庭皇帝常干預教皇選舉，例如4世紀君士坦丁大帝對教皇尤利烏斯一世（337年）的任命,。 中世紀,，法蘭克國王丕平三世通過“丕平獻土”（756年）奠定了教皇國的基礎(chǔ)，換取對教皇選舉的間接控制,。 9世紀,，神圣羅馬帝國皇帝洛泰爾一世甚至要求選舉需在帝國使節(jié)監(jiān)督下進行。
到近代,，歐洲天主教強國（如法國,、西班牙、奧地利）通過“排他權(quán)”（jus exclusivae）直接干預,，允許其樞機代表在選舉中否決特定候選人,。例如，1903年奧地利否決了馬里亞諾·蘭波拉（Mariano Rampolla）的當選,，導致皮烏斯十世上臺,。 然而,，這種直接否決權(quán)在1806年神圣羅馬帝國解體后逐漸式微，1904年皮烏斯十世頒布《Commissum Nobis》,，禁止樞機傳達世俗政府的否決意愿,，違者將面臨自動絕罰。
1903年被奧地利皇帝否決的意大利主教Mariano Rampolla,，也是最后一位被天主教君主通過排他性法令否決教皇候選人資格的人
美國作為新興大國,，歷史上從未擁有類似歐洲列強的正式干預機制。19世紀,，美國天主教徒僅占人口1%左右（約3萬人）,，主要集中在馬里蘭州，政治影響力相對有限,。 直到20世紀,，隨著愛爾蘭、意大利等天主教移民涌入,，美國天主教人口激增至約6800萬（2020年,，占人口約20%），成為全國最大單一宗教群體,。 盡管如此,，美國政府從未公開或正式介入教皇選舉，這與歐洲天主教國家的歷史角色形成鮮明對比,。
盡管缺乏直接公開干預的歷史,，美國確實有可能通過以下途徑對教皇選舉產(chǎn)生間接影響：
第一，樞機團中的美國代表
教皇選舉的投票權(quán)完全掌握在80歲以下的樞機手中（2025年約為120人）,。美國目前有約11名符合條件的樞機（如紐約的蒂莫西·多蘭,、芝加哥的布萊斯·庫皮奇），占樞機團的9%左右,。這一比例雖低于意大利（約25%）和歐洲整體,，但已足以在選舉中形成一定話語權(quán)。 美國樞機的立場往往反映國內(nèi)天主教會的保守或自由傾向,，例如多蘭傾向傳統(tǒng)主義,，可能支持保守派候選人。
然而,，樞機在秘密會議中受誓言約束,，需以教會利益為先，外部政治壓力（如美國政府的游說）難以直接滲透,。美國樞機的影響力更多體現(xiàn)在其個人神學立場,，而非作為美國政府的代理人。
第二,，地緣政治與外交軟實力
教皇不僅是宗教領(lǐng)袖,，也是梵蒂岡城國的元首,，負責處理國際關(guān)系,。 美國作為全球霸主,，其外交政策和文化輸出對梵蒂岡的戰(zhàn)略考量有間接作用。
例如,，1978年卡羅爾·沃伊蒂瓦（若望·保祿二世）當選,，部分得益于其反共立場與美國冷戰(zhàn)戰(zhàn)略的契合。波蘭樞機斯特凡·維辛斯基（Stefan Wyszyński）在選舉中力推沃伊蒂瓦,，反映了地緣政治（對抗蘇聯(lián)）對選舉的潛在影響,。 美國雖未直接干預，但其反共意識形態(tài)為沃伊蒂瓦的當選提供了有利環(huán)境,。一些邊緣理論（如“西里理論”）聲稱美國國務院或FBI在1958年教皇選舉中干預,，阻止保守派樞機朱塞佩·西里（Giuseppe Siri）當選，促成若望二十三世的勝出,。
2025年,，特朗普政府的孤立主義和對華強硬政策可能間接塑造樞機團的選擇傾向。部分樞機可能傾向選擇一位能平衡中美關(guān)系或?qū)怪袊绊懙慕袒?，但這更多是地緣政治背景的自然反映,，而非美國政府的直接操控。
第三,、美國天主教會的強大經(jīng)濟和輿論影響力
美國天主教會是全球最富有的教會之一,，2023年捐款占梵蒂岡預算的20%-30%。這種經(jīng)濟支持賦予美國教會一定的道德權(quán)威,，可能影響教皇候選人的優(yōu)先級,。例如，美國天主教徒對墮胎,、同性婚姻等議題的保守立場,，可能推動樞機支持一位傳統(tǒng)派教皇。
此外,，美國媒體和文化對全球天主教輿論有塑造作用,。2020年，《華盛頓郵報》評論教皇方濟各的《Fratelli Tutti》通諭,，稱其社會正義主張可能削弱保守派天主教徒對特朗普的支持,。 這種輿論壓力可能間接影響樞機團的內(nèi)部討論，尤其是在涉及美國選民的議題上,。
盡管美國對教宗選舉影響力不可忽視,，但美國對其干預依然面臨著兩個方面越來越強的限制。
一方面,，傳統(tǒng)的制度壁壘依然會對外部大國的干預造成阻礙:
自1274年格列高利十世的《Ubi Periculum》確立秘密會議規(guī)則以來,，教皇選舉被設計為隔絕外部影響.1996年若望·保祿二世的《Universi Dominici Gregis》進一步廢除了協(xié)商（compromise）和鼓掌（acclamation）選舉,，僅保留三分之二多數(shù)的秘密投票，杜絕外部干預空間,。 樞機在選舉期間被鎖在西斯廷教堂,，與外界隔絕，手機信號被屏蔽,，任何泄露討論的行為將導致自動絕罰,。
另一方面，隨著天主教的傳統(tǒng),，近年來教廷樞機團的全球化逐步稀釋了西方的影響力,。
方濟各自2013年以來任命了大量來自發(fā)展中國家（如非洲、亞洲）的樞機,，意大利和歐洲樞機的比例降至歷史低點（2025年約為50%）,。 這種多元化削弱了單一國家的支配力，包括美國,。相比之下,，非洲（18名樞機）和亞洲（15名樞機）的崛起，使選舉更關(guān)注全球南方的議題（如貧困,、氣候變化）,，而非美國優(yōu)先的議程。
然而,，美國的影響依然不可忽視,。冷戰(zhàn)時期，教皇保祿二世的當選與美國反共戰(zhàn)略的間接共鳴,，證明地緣政治氛圍可能塑造選舉背景,。當前，中美博弈可能促使美國影響部分樞機傾向于選擇一位能應對中國崛起或平衡大國關(guān)系的教皇,。
總之,，美國對教皇選舉的影響是值得關(guān)注的，一個有利于美國戰(zhàn)略利益的教皇將是美國推進其外交政策的有效工具,，也會對包括中國禮儀的全球政治將產(chǎn)生非常直接的沖擊,，這點無疑需要中國關(guān)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