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控制,？大三女孩被心理咨詢師強奸后自殺疑云

大三女孩李冰瑤服藥自殺前,，留下三份遺書,，和一段17分鐘的遺言視頻,。

其中，一份四頁遺書的標題是《給王澍光,，我的爸爸》,。王澍光是李冰瑤父親的同事，為李冰瑤做了半年心理咨詢,。遺書中,，李冰瑤對王澍光表現(xiàn)出矛盾的情感，有依戀,，也有指控：“有幸得你疼愛六個月”,，“您把您的女兒，親手送葬了”,，“你侵害我的事為什么不給你妻子說,？”在末尾，李冰瑤寫道,，“那就下輩子,，我當您的親女兒，有一個真正幸?？鞓返娜松?，謝謝爸爸。對不起,?！?/p>

一份兩頁遺書是給警方的，李冰瑤寫了自己的手機密碼,，“里面有你們要的證據(jù)”,，并描述了被王澍光猥褻、強奸的過程,?！跋Ｍ谖宜篮螅懿蛔屛页蔀樵┗??！?/p>

一份半頁遺書是給父母的，“去意已決”,，“不要搶救我”,，“爸爸媽媽，記得幫我照顧好我死去的靈魂”,。

17分鐘的遺言視頻中,，李冰瑤主要表達對王澍光的愛與依戀,，但在最后,，她掏出身份證,，問：“如果我要實名舉報，會怎么樣,？”

澳大利亞注冊精神健康與司法社工,、心理治療師李雪嬌基于李冰瑤的遺書、其與王澍光的聊天記錄,、其手機中的錄音以及其他相關材料,，對李冰瑤自殺前十多天的心理狀態(tài)進行了分析，指出王澍光有精神控制李冰瑤的可能,。

2005年,，廣東警官學院教授吳興民曾在論文《社會學語境下的精神控制及其對策》中指出，精神控制在思維上設置層層枷鎖,，使人變得順從及失去判斷力,，受控的成員通常具有盲信、偏執(zhí),、強迫的意念,。癡迷心理一旦形成，正是強迫性心理障礙出現(xiàn)的表現(xiàn),。

目前,，王澍光因涉嫌強奸罪被檢察院批準逮捕，其是否構成犯罪,，是否對李冰瑤進行了精神控制,，有待進一步調查。澎湃新聞曾多次聯(lián)系王澍光妻子,，電話均未接通,。

李雪嬌認為，某些“披著專業(yè)外衣”的侵害正在進化,，需要引起重視,。

【以下是澎湃新聞記者與李雪嬌的對話：】

“好的治療關系應該讓來訪者感覺‘被賦能’，而不是‘被擺布’”

“我們看到的是‘偽咨詢關系’,，以‘助人’之名行情感控制之實”

澎湃新聞：根據(jù)我們的采訪,，該案中，嫌疑人王澍光屬半路出家,，工作期間開始研究心理學,，還曾用玄學、算命等方式給人“心理輔導”,。錄音顯示,，給李冰瑤做心理咨詢時，多以王澍光自己講述為主，李冰瑤應和,、傾聽,。這算是正規(guī)的心理咨詢嗎？心理咨詢是一個什么樣的過程,？

李雪嬌：在現(xiàn)代臨床心理學（無論精神分析,、人本主義還是認知行為療法等）的主流框架中，心理咨詢即“談話治療”,，圍繞來訪者的個人經歷,、情緒線索與意義建構展開。咨詢師的職責是用提問,、澄清,、情感反映等技術，幫助來訪者把內隱的混亂經驗外化,、命名并整合,，這一過程被稱為“自主敘事權”。如果會談70%-80%的時間由咨詢師占用,，尤其是在輸出玄學,、易經、命理等與來訪者主題無關的內容,，那么來訪者的自主敘事權就被剝奪了,，談話退化成“單向灌輸式講座”。

當來訪者只能應聲,、附和,，而無法自由地提出困惑、否定或偏離,，這就成了一種誘導式灌輸,，其邏輯和傳銷、極端宗教的心靈灌輸類似,，而與以“探索-自我發(fā)現(xiàn)”為核心的心理咨詢背道而馳,。

澎湃新聞：在正規(guī)的心理咨詢中，咨詢師與來訪者之間的關系是什么樣的,？有怎樣的倫理規(guī)范,？

李雪嬌：在規(guī)范的心理咨詢與心理干預實踐里，咨詢師與來訪者之間的關系,，須遵循“三大倫理基石”：角色單一,、權力最小化與邊界剛性。

“角色單一”,，意指治療者只能以專業(yè)助人的身份出現(xiàn),，不得同時扮演戀人,、親人或商業(yè)伙伴。一旦混入其他角色,，來訪者很難分辨咨詢行為與私人需求,，既削弱療效，也放大被利用的風險,。

“權力最小化”則要求咨詢師在解釋、決策與目標設定上不斷把主動權交還給來訪者,，避免因知識與話語優(yōu)勢制造依賴或服從,。好的治療關系應該讓來訪者感覺“被賦能”，而不是“被擺布”,。

“邊界剛性”強調四條硬線：時間,、空間、金錢與身體——會談只能在預先約定的時段與場所進行,；收費結構需公開透明,，不得私下借貸或收禮；更嚴禁任何曖昧或性接觸,。

這三條原則共同構成咨詢安全網,，一旦被突破，就會出現(xiàn)“邊界失守與多重關系串聯(lián)”：從表面無害的小越界,，最終可能演變成嚴重的心理或性剝削,。

澎湃新聞：根據(jù)咨詢錄音，王澍光在今年3月提出與受害人“分離”,，表示要把她還給父母,，并稱不想成為其父母的仇人，他們的關系就此結束,。在心理咨詢中,，咨訪關系的結束一般是什么樣的？

李雪嬌：從臨床倫理角度來看,，真正符合倫理的終結必須滿足幾個要件：首先,，咨詢師應至少提前數(shù)周與來訪者反復討論結束的原因，讓雙方有充分時間做情感告別與風險評估,；其次,，要出具書面化的安全計劃，列明當來訪者出現(xiàn)危機時可以立即啟動的聯(lián)系方式與就醫(yī)流程,；最后,，提供可行的替代資源或正式轉介，保證支持鏈條不斷裂,。

當王澍光在3月份忽然提出“以后你要回歸父母,，我得退出”時，表面上像是在踐行一個成熟的分離計劃，實際上更像是一種防御性切割,。在動力學視角中,，防御性切割常見于施害者預感到自己的不當行為將被第三方發(fā)現(xiàn)或即將失控的節(jié)點。

澎湃新聞：在正規(guī)的心理咨詢中,，如果咨詢師發(fā)現(xiàn)和來訪者有特殊關系,，應該怎么處理？

李雪嬌：在心理咨詢行業(yè),，這被稱為“雙重關系”,，是指咨詢師與來訪者之間除了專業(yè)的幫助關系之外，還存在其他社會,、情感或利益上的聯(lián)系,，例如親屬關系、經濟往來,、宗教隸屬或朋友圈重疊等,。這類關系極易帶來權力失衡與角色混淆，會直接損害來訪者的信任感與心理安全,，干擾咨詢師的判斷,，甚至使專業(yè)關系變質為操控性依附。

根據(jù)《美國心理學會倫理守則》（APA, 2017）和《澳大利亞心理學會倫理守則》（APS, 2014）的規(guī)定,，咨詢師一旦察覺雙重關系的可能,，應立即采取四步措施：（1）進行倫理風險評估；（2）向來訪者充分披露并討論選擇權,；（3）征詢臨床督導意見,；（4）在必要時進行轉介，并做好書面記錄,。這些步驟的核心是確保來訪者處于知情,、自由、自主的地位中,。

若王澍光以心理導師,、成長陪伴者等身份與受害人建立非正規(guī)心理關系，屬于未建立起基本的邊界意識,。在沒有專業(yè)倫理訓練的前提下,，模糊自己與受害人之間的多重身份，以“助人”之名行情感控制與認知操控之實,，實質上已違背了心理助人關系中最核心的倫理原則——不傷害與尊重自主性,。這樣的雙重關系是一種結構性傷害的溫床，應當引起心理行業(yè)與司法體系的高度警覺,。

澎湃新聞：本案中,，受害人向王澍光表達過自殺意念,。在真正的心理咨詢中，若來訪者展現(xiàn)出自殺意圖,，咨詢師應該如何處理,？

李雪嬌：在面對來訪者表達自殺意念時，心理咨詢師所承擔的不僅僅是陪伴角色,，更是風險評估者與生命守門人,。國際通行的做法要求咨詢師對自殺風險進行結構化評估，常見的工具包括S.L.A.P.模型（計劃的具體性Specificity,、方式的致命性Lethality,、方法的可獲得性Availability、是否有人可干預Proximity）,，以及其他量表工具。在評估基礎上,，咨詢師需與來訪者共同制定安全計劃,，其中包括情緒預警信號、自我調節(jié)策略,、社交支持名單及危機熱線資源,。

當風險評估顯示自殺意念具備高度現(xiàn)實性與可操作性時，咨詢師有責任及時啟動外部支持系統(tǒng),，包括轉介至精神科急診,、甚至在必要時啟動倫理例外機制，即在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時打破保密原則,，采取干預行動,。這種倫理判斷的依據(jù)是“可預見的、緊迫的,、不可逆的傷害風險”,。

但在這個案子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完全缺失這一應急系統(tǒng)的“偽咨詢關系”——既沒有任何形式的風險評估,，也沒有提供求助路徑,，反而用靈性修行、自我進化等話語否定受害人對痛苦的表達,，并構建了一個封閉,、孤立、去社會化的心理環(huán)境,。在這樣的結構中,，受害人不僅被剝奪了對情緒的理解能力，也被剝奪了向社會發(fā)出求援信號的權利,。她的死亡可能不是一次孤立的心理事件,，而是一個長期情感操控系統(tǒng)失控的結果,。

這起案件提醒我們，心理咨詢的“專業(yè)倫理與機制”無法替代,。如果一個心理工作者不能在面對自殺風險時作出專業(yè)判斷和行動,，那他的身份將不再是幫助者，而可能成為“見死不救”甚至“加重風險”的合謀者,。

“若施暴與安撫來自同一源頭,，其控制力遠強于單純暴力”

“一旦關系中出現(xiàn)排他性解釋權加上對拒絕的懲罰，應立即亮起紅燈并求助外部系統(tǒng)”

澎湃新聞：受害人在遺書中表示,，自己被性侵后更加離不開嫌疑人,，若侵害屬實，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心理,？

李雪嬌：第一層觀感往往是不可思議——常識告訴我們,，被侵犯應該導致厭惡與遠離，可在嚴重依賴型關系里,，卻常出現(xiàn)“越受傷越粘連”的悖論,。原因要從大腦的“條件性獎賞回路”說起，施害者掌握了唯一安撫渠道,，一旦同時扮演“制造痛苦”與“提供止痛”的雙重角色,，受害者在神經層面就被訓練成對同一個人產生“恐懼+安慰”混合反應。這種混合尤其容易在創(chuàng)傷后釋放大量內啡肽與催產素,，使情緒像被綁在過山車上——高度緊張之后緊接著是深度依戀,，形成“創(chuàng)傷高潮”。在1970-1980年代國內外的聚眾傳銷,、極端宗教乃至戰(zhàn)俘營研究中,，都記錄了類似模式——施暴與安撫來自同一源頭，其控制力遠強于單純暴力,。

第二層是認知調和,。如果性侵屬實，則破壞了受害者對世界最基本的安全感與可預測感,，“為什么會發(fā)生在我身上”這個問題如果無解,，便會向內自責：一定是我不夠好、我讓他誤會,、我其實也想被愛,。專業(yè)文獻稱之為“內攝責備”，是創(chuàng)傷受害者常見的自我保護——相信自己有錯,，看似更痛苦,，卻反而能保存“我仍能控制未來”的幻覺。如果受害者承認“他做錯了,、我無能為力”,，那就等同承認世界是完全無序而危險的,，心理崩潰會更快。

第三層是社會反饋真空：受害人遺書里說“被性侵后更離不開”,，但現(xiàn)實里她并沒有把事情及時告訴父母,、同學或老師。外援通道被嫌疑人長期切斷,，她便只能在施害者那里尋找意義與解釋,。

該案中，綜合錄音,、微信聊天記錄與家屬陳述的時間線,，嫌疑人王澍光的操控過程可能呈現(xiàn)四個遞進階段：首先是通過超時限面談與深夜長聊制造“急速粘連”；隨后以否定原有親密關系,、樹立“只有我懂你”的敘事重寫受害人的社會坐標,；第三階段借由擁抱、打屁股等完成身體-性化侵入,；最后則在風險暴露后突兀抽離,。

整個過程同時滿足國際上“脅迫式控制”的四大構成要件——隔離、監(jiān)控,、常態(tài)化恐懼與身份改寫,，尤其頻繁使用“拉黑—回歸—再拉黑”的間歇獎賞,，使受控者牢牢依戀于加害者,。

澎湃新聞：如何界定“精神控制”？它與情感PUA的區(qū)別是什么,？

李雪嬌：第一重維度：結構完整性,。普通情感PUA往往只圍繞戀愛層面做情緒拉扯，典型技術是“貶低—表揚—吊胃口”,。精神控制則覆蓋衣食住行,、信息來源、人際網絡,、價值觀等多個維度,，形成“全景式剝奪”。該案中,，嫌疑人王澍光疑似不僅操縱情感,，也操縱日程（深夜長聊）、經濟（超長低價或免費的“輔導”）,、信息（玄學+心理混雜講座）與社交邊界（禁止與父母溝通）,。

第二重維度：身份差與合法外衣。在精神控制里,，加害者通常披著社會合法甚至高尚的身份,，如心理咨詢師,、導師等，這為其言行提供專家光環(huán),。PUA雖也會自我神化,，但缺乏職業(yè)背書。專家光環(huán)會放大“認知服從”,，受害者自動相信對方的詮釋,。

第三重維度：從屬式改寫與情緒過山車。PUA著重制造短期情緒震蕩,，精神控制強調長程重寫身份——讓受害者逐步認定“我是誰”必須由施害者定義,。該案中，王澍光可能通過命理,、“精神父親”腳本,，把受害人的自我概念從“獨立個體”改寫成“需要我重塑的破碎靈魂”。

在英美法系中,，2015年英國《嚴重犯罪法》首次將精神控制（coercive control）入刑,，核心條款是“系統(tǒng)性剝奪自由與獨立決策”，與單一戀愛操縱區(qū)分,。我國刑法雖尚未設置獨立罪名,，但可從強奸罪的脅迫要素，以及過失致人死亡的監(jiān)護義務角度,，引入精神控制作為事實認定基礎,。

澎湃新聞：目前我國法律對“精神控制”的界定是什么樣的？此類案件中,，性侵行為與受害者自殺的因果關系如何認定,？

李雪嬌：現(xiàn)行《刑法》只在拐賣、邪教,、家暴,、校園霸凌等個別領域使用“脅迫”“精神折磨”等描述，無統(tǒng)一術語與罪名,。司法實踐往往借助“強制猥褻罪”“非法拘禁罪”“故意傷害罪”或“過失致人死亡罪”去涵蓋精神操控造成的實質危害,。

“性侵—自殺”因果，需要同時滿足可預見性（例如,，明知多次表達自殺意圖）與可防范性（例如,，有能力采取報警、緊急轉介或留觀,，卻選擇拉黑,、貶抑、斷聯(lián)）,。

澎湃新聞：心理咨詢師與來訪者之間是否存在權力不對等關系,？如何理解這類關系中的性同意,？

李雪嬌：心理咨詢師手握四種結構性權力：一、癥狀解釋權——通過專業(yè)術語框定來訪者的體驗,；二,、情感定調權——決定一段對話的節(jié)奏與情緒基調；三,、邊界設定權——選擇會談時間,、空間、接觸形式,；四,、信息不對稱權——是否將治療理念與風險完整披露。

掠奪型治療者會把這四種權力轉為操控工具：先用“你有嚴重依戀障礙”編碼對方,，再以“深夜談話”或“私宅場景”重新設界,；接著聲明“治療過程必須保密”，切斷外部反饋,；最后在每一次會談結束前用溫柔收尾,，制造獎賞峰值。此時來訪者雖然口頭說“我愿意”,，但缺乏信息充分性,、情境無脅迫性、持續(xù)可撤回性三條同意標準,。

澎湃新聞：心理咨詢師的身份,，是否會導致受害者更難識別侵害？

李雪嬌：因為“專家”兩個字天然自帶“我肯定比你懂”的潛臺詞,。當對方又是自己情緒唯一的出口時,，受害者很難懷疑他,，更容易懷疑自己——“也許真是我有病”“我反感說明我不夠成熟”,。久而久之，哪怕出現(xiàn)不舒服的舉動,，也先從自己身上找原因,。這是權威服從回路被放大了，社會學習與早期教育讓個體本能地相信“專家說的更可靠”,。當來訪者產生質疑時會體驗強烈的認知不和諧,，為了減輕這種不舒服的感覺，最常見的自我調節(jié)方式是“我一定哪里誤解了他”,，也就是把外部沖突內化為自我錯誤,。

還有一條被放大的心理路徑是鏡映效應，來訪者在移情高峰期會把咨詢師的反饋當作自我價值的鏡子,。若加害者在侵害后仍用“這對治療有益”“你在進步”加以肯定,，來訪者就會把創(chuàng)傷感重新編碼為“成長的疼痛”,，從而產生內在歸因反演——把自己定義為“受益者”而非“受害者”。

這兩條路徑交織,，使得受害者不僅難以識別侵害,，還會在道德評價上站在加害者一邊，體現(xiàn)出創(chuàng)傷后認同倒錯,。

澎湃新聞：你如何看待此案中一些越界行為或侵害發(fā)生時,，受害人沒有明確拒絕的表現(xiàn)？

李雪嬌：人在極端恐懼或高度依賴時,，大腦會自動關掉“吼叫和逃跑”的按鈕,，轉而進入一動不動、討好順從的模式,。這不是配合,，而是一種本能的“僵硬保護”。很多受害者事后也會問自己“我為什么當時不跑”,，其實是生理防御,。

在應激-依附雙通路模型中，當威脅同時來自“重要他人”與“生存支持者”時,，大腦會優(yōu)先激活背側迷走反射進入凍結—討好復合態(tài),。此時語言表達與自主運動都被抑制，臨床上常見“石化式順從”：流眼淚,、僵硬,、局部合作。這被非專業(yè)觀察者誤讀為“配合”,。在事后回憶階段,，海馬-前額葉的碎片化編碼導致創(chuàng)傷記憶呈現(xiàn)“跳幀”“黑洞”，受害者往往無法給出線性敘事,，于是外界更容易指責其“不抗拒＝默認”,。其實，這種凍結正是被操控個體在高脅迫-高依賴場域中的常見神經行為表征,。

澎湃新聞：你是否接觸過類似的案例,？普通人在接受心理咨詢時，如何識別對方可能的操控行為,？

李雪嬌：在我從業(yè)的經驗中,，我最警惕、也最痛心的,，莫過于“熟人—信任”型性侵,。所謂“熟人”，既包括血緣或姻親中的父母、親戚,，也涵蓋老師,、教練、心理師,、宗教領袖等功能性權威,，還可能是戀人或網絡上的“靈魂伴侶”。與陌生人性侵不同,，這類案件讓受害者在“被害感”與“被愛感”之間反復擺蕩,，事后往往難以向外界清晰敘述發(fā)生了什么，司法取證也因此格外艱難,。臨床上常見三條高發(fā)通道：其一是家庭內的“親情宰制”,，父母或血親憑借物質與情感雙重控制行使性權力；其二是教育或宗教場域,，老師,、教練、神職人員依托評估權與集體沉默文化施行侵害,；其三正是心理咨詢或治療關系,，咨詢師借深度自我暴露與單方設限，把移情轉化為現(xiàn)實操控,。該案中,，嫌疑人的模式就疑似兼具后兩條特征。

之所以危險,，是因為“信任,、依賴、邊界”三要素在這種關系里被重新編排,。首先,，受害者將對世界的恐懼與好奇“托管”給施害者，對方便握有解釋權與規(guī)則制定權,；隨后,，施害者交替給予安撫與剝奪，促使大腦獎賞系統(tǒng)分泌多巴胺,、催產素,，受害者會把這種生理亢奮誤讀為“靈魂契合”,；最后,，邊界被一步步挪動——從固定場地到私密空間，再到身體接觸,、性化話題直至行為升級,，每一步都像溫水，但鏈式疊加便足以燙傷。當我回顧美國Sandusky案,、加拿大精神科醫(yī)師Peachey案,，以及法國教會大規(guī)模猥褻等案例時，都能看到同樣的“施虐—補償”曲線：先以慈父,、導師或救贖者的面貌出現(xiàn),，隨后在封閉空間里測試邊界，再用贊美和罪疚把受害者鎖回閉環(huán),。

臨床上,，我會請家長或公眾做一個“5R”自檢：第一，角色（Role）,，是否出現(xiàn)教師,、父親、戀人等多重疊加,；第二,，儀式（Ritual），是否從固定時段被悄悄改成“隨叫隨到”,；第三,，規(guī)則（Rule），是否被說成“阻礙信任”而被悄然取消,；第四,，暴露（Reveal），是否被持續(xù)要求傾吐更羞恥,、更隱秘的內容,；第五，歸罪（Reframe blame）,，是否在你表達不適時,，立刻反過來框定成“你不夠信任我”。只要出現(xiàn)兩條以上,，就應視為紅色信號,。若已出現(xiàn)，可用“3R止損法”：Record（保全錄音,、聊天）,、Report（向行業(yè)協(xié)會或學校心理中心報告）、Replace（在專業(yè)機構建立平行支持關系,，迅速削弱單一依賴）,。

遺憾的是，行業(yè)和立法層面對這種溫水式操控還存在空當,。很多地區(qū)雖然明文禁止“與來訪者發(fā)生性關系”,，卻缺乏對“語言—情感—邊界”漸進操控的量化標準,。而咨詢培訓體系側重技術，卻往往忽視“權力差異”與“倫理應急”,。在司法層面,，“是否自愿”常被誤讀為“是否顯性反抗”，這使得熟人性侵的鑒定格外困難,。

真正的專業(yè)幫助,，應該把解釋權交回當事人，協(xié)助其擴展安全支持網,，而不是把當事人引向只能依賴自己的單行道,。一旦關系中出現(xiàn)排他性解釋權加上對拒絕的懲罰，無論對方自詡何種“靈魂伴侶”或“慈父導師”,，都應立即亮起紅燈并求助外部系統(tǒng),。

澎湃新聞：該案和過往的性侵害案件有什么不同？我們可以做什么,，去防止類似悲劇的發(fā)生,？

李雪嬌：某些“披著專業(yè)外衣”的性侵正在進化。過去我們談到教師,、醫(yī)生或專業(yè)人員的越界,，多半強調“場所隱蔽、機會便利”,。那是一種“1.0版”的職業(yè)性侵：嫌疑人借密閉空間得手,，事件往往孤立、短平快,。后來出現(xiàn)的“情感導師”“靈修講師”又把心理學話術加了進來,，形成“2.0 版”——加害者用單一腳本（例如“我是你的精神導師”）進行長期操控。但本案中,，嫌疑人的手法更像“3.0版”：把心理師,、父親、戀人和算命大師四套身份融合在一起,，這種混合腳本讓受害者很難用一句“他是老師”或“他是男友”來向外界求助,，也給取證帶來碎片化難題。

案件還提示監(jiān)管缺口,，嫌疑人無相關資質,，卻能用“心理師＋靈性導師”的光環(huán)自我包裝。除了建立全國統(tǒng)一的從業(yè)信息查詢接口,，對“能量療愈,、冥想工作坊”等邊緣心理服務，也要實行備案和抽檢,，避免“黑灰”流動,。

為防止悲劇發(fā)生,，公眾要學會識別危險信號,，行業(yè)要把持續(xù)倫理督導和黑名單公開常態(tài)化,，司法與技術團隊更需聯(lián)手，讓隱藏在光環(huán)背后的加害者無處可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