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相關標簽： | [周恩來] |
公安部傳達周總理指示限期三天破案
公安部接到總理指示后,，立即部署偵破工作,，直接用電報通知各地公安廳局，在全國范圍內發(fā)動群眾徹查,。北京市,、中央國家機關更是重點清查單位。一時全國上下,，到處都在查找騙子,，布下了偵破騙案的天羅地網(wǎng)，形成了一場群眾運動,，捎帶著也破獲了不少治安案件,。盡管如此，在大量線索面前,，嫌疑犯仍難確定,。1960年4月1日，公安部楊奇清副部長傳達總理指示,，限期三天破案,。
當時我正在國務院秘書廳任檔案科科長。檔案科是保存國務院機關來往文件最多的地方,。4月2月上午,，保衛(wèi)科傅文海同志陪同公安部來人到檔案科，向我介紹了案情,，并出示了“趙全一”偽造總理批示的原信,，請我辨認。我仔細地分析原件后提出了我的看法：
一,、偽造總理批示的筆跡和總理經(jīng)常在文件批示的字體明顯不同,。總理批示文件的簽字比較隨意,，而偽造的簽字筆跡相當規(guī)整而且生硬,，是刻意模仿的（事后得知騙子練習總理簽名是根據(jù)公安部禮堂懸掛的總理題詞的筆跡）。
二,、信件用紙是紅格橫排式,，突出的特點是中縫有魚尾紋,。我認為中縫有魚尾紋的公文紙解放初期曾在市場上大量出現(xiàn)，那時是直行紅格,，中縫有魚尾紋,。但1956年實行公文由直排改為橫排以后，市場上就再沒有發(fā)現(xiàn)這種中縫帶魚尾紋的紙張,，中央國家機關所用的公文紙大都是自行印制的,，種類繁多，形制各異,。因此,，我分析這種紙張可能是一些國家機關專門印制的公文紙。
應該說我的這個判斷對破獲這個案件起了重要的作用,。當時沒有復印技術,，我只讓工作人員把紙的尺寸大小，橫格行數(shù),、間距及魚尾紋記錄下來,，表示盡全力查找這種紙的出處。在公安部的來人走后,，檔案科全體同志動員起來翻閱檔案查找,，在浩如煙海的文件中查找這樣的公文紙絕非易事，直到下午仍毫無結果,。我決定晚上全體同志加班,，并由兄弟科室抽調人員支援，終于在夜晚由文書科白雅茹發(fā)現(xiàn)了一張相近的公文紙,，原來是外貿(mào)部用的公文紙,。我當時確定全體同志突查外貿(mào)檔案，結果：“我查到了”“我也找到了”“這里也有一張”,，聲音此起彼伏,，先后查到了十余張同樣的公文紙，全是外貿(mào)部的,，其大小,、格式以及魚尾紋和我們的記錄紙張完全一致。這就證明騙子所用的紙張是外貿(mào)部印制的公文紙,。我們當即向保衛(wèi)科反映，不久公安部來人趕到,，核實無誤,，并借用了相關的文件。這樣查找“趙全一”的網(wǎng)一下從全國收縮到外貿(mào)部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