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在延安合影,。前排左起：康生,、毛澤東,、王稼祥,、朱德,、項英、王明,；后排左起：陳云,、博古、彭德懷,、劉少奇,、周恩來、張聞天,。

這個政治協(xié)商會議開了一天半,，第二天結束。蘇聯(lián)政府在克里姆林宮喬治大廳舉行招待會,，各國首腦都參加了,。赫魯曉夫在酒會上，不指名地攻擊毛主席,、中國共產黨,，指責有人口頭上提“以蘇聯(lián)為首”，實際上卻拆蘇聯(lián)的臺,。招待會的第二天,，蘇共中央主席團候補委員波斯別洛夫、外交部長葛羅米柯在蘇共中央大樓會見了中國代表團康生,、伍修權和劉曉,，宣讀了蘇共中央給中共中央的口頭通知。通知中對中共的對內對外政策進行指責,，說中共的對外政策是冒險主義,，從狹隘的民族主義立場出發(fā)，挑起了中印邊界沖突,；對內執(zhí)行的是主觀唯心論,，違背客觀經濟規(guī)律，搞什么大煉鋼鐵,、人民公社等,；指責中國代表團在華沙條約國首腦會議上的發(fā)言違背共同制定的路線等等。當時,，康生,、伍修權對蘇共的指責給予了有力駁斥，指出昨天赫魯曉夫不指名地攻擊毛澤東同志,，而今天又公然以口頭通知的形式直接指名道姓地反對毛澤東同志和我黨中央,，這是你們破壞蘇中關系的嚴重步驟,。康生幾次講：“你們反對毛澤東同志是沒有好下場的,?！?

現(xiàn)在看來，當時康生對蘇共進行反駁是必要的,，但康生同時也顯然是為了回國后向黨中央,、毛主席匯報時，表明他是如何捍衛(wèi)毛主席的,。這樣做就為他重新取得毛主席的信任,，并重返中國黨的權力中心開辟了道路。

1960年2月22日,，毛主席在中南海頤年堂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赫魯曉夫在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xié)商會議期間，對中共的攻擊,。中央領導同志認為,，赫魯曉夫在這次會上的表現(xiàn)，以及他后來采取的行動,，是一個很重要的標志,。說明他為了追求同西方達成妥協(xié)，就以反對中國來討好西方,。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在紀念列寧誕辰九十周年期間，發(fā)表紀念列寧的文章,，從正面闡明列寧的觀點,，批判蘇共領導對列寧觀點的歪曲和篡改。這就是同年4月陸續(xù)發(fā)表的《列寧主義萬歲》等三篇文章,。

從那時起,，康生就一直參與中央有關對蘇方針政策的決策，參加中共與蘇共之間所有的會談,。如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會議,，9月的中蘇兩黨會談，10月的莫斯科會議起草委員會,，11,、12月的莫斯科會議等。特別是中蘇公開論戰(zhàn)后的“反修”文章,、文件的起草,，都是在康生參與下進行的。

因此我認為,，康生作為中國政府的觀察員出席1960年2月華沙條約締約國政治協(xié)商會議以及他同蘇共領導人的論戰(zhàn),，奠定了他以后參加中共中央對蘇政策的決策,，以及處理中蘇關系中“重大事件”的基礎。從此以后,，康生越來越取得毛主席的信任,。或者說,，在和蘇聯(lián)領導人爭論一步一步升級的過程中,，康生在中央的地位也一步一步地得到鞏固和加強。對外,，他是靠“反修斗爭”尖銳化、與蘇共爭論尖銳化而得勢,；對內,，他是在毛主席階級斗爭論越來越強化的形勢下，是在主席“左”的傾向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下,，竭力迎合毛主席的“左”的思想路線,，所以越來越得到毛主席的信任。同時,，也應當看到,，康生的極“左”對毛主席晚年的“左”傾錯誤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排斥王稼祥控制中聯(lián)部

在中蘇關系逐步惡化的過程中,，康生總是利用一切機會排斥和打擊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聯(lián)絡部部長王稼祥，借以加強他在中央的地位,。王稼祥早就識破了康生的極“左”思想,，對他一直存有戒心，曾對中聯(lián)部的有關副部長表示,，無論如何不能讓康生插手中聯(lián)部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