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到天津后,，經過一番認真堪查,，確認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傳言,。如被指為教會裝滿嬰兒目珠的兩個瓶子，經清政府官員打開一看原來是腌制的洋蔥,。此時的曾國藩也即清政府面臨兩方面的巨大壓力：一方面是國內強大的輿論壓力,，各地激憤民眾根本不相信這一結論，天津更是民怨沸騰,；另一方面是來自列強的壓力,，事件發(fā)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國聯合抗議,，并以出動兵艦相威脅,。

對民眾，曾國藩在《諭天津士民》文告中先贊揚“天津士民皆好義,，各秉剛氣”,，然后，又針對他們在沒有“迷拐之確證,，挖眼之實據”情況下“徒憑紛紛謠言,，即思一打泄忿”，他告誡說：“或好義而不明理,，或有剛氣而無遠慮,，皆足以僨事而致亂?！睂Ψ▏?，曾國藩拒絕了法國提出的處死天津提督陳國瑞及天津府縣官員張文藻,、劉杰此3人以抵命的要求，認為如此處理“我朝廷命官”太丟國家,、政府的臉面,，并以養(yǎng)病為名將張、劉二人放回原籍躲避風頭,；陳國瑞因有奕 保護而送往京城,。

清廷這時已急于解決危機，政策有變,，且反指曾氏有包庇犯官之意,。曾國藩忙又派人將張、劉二人找回,，錄下口供,，送押解刑部。最后,，刑部判決將張、劉二人發(fā)遣黑龍江贖罪,，但仍未如法國要求將其處死,，而“反教”最激烈的陳國瑞卻“賴朝廷加恩保全，令仍回揚州治病”,。對法方提出的緝拿兇手的要求,，曾國藩知道難以拒絕，于是匆匆忙忙“緝拿”了20名“兇手”判決死刑,，以抵被打死的20名洋人之命,。其實，其中有些是已判決死刑的囚犯,，有些則并無確證,。對這種不講證據的“一命抵一命”的做法，連他的門生李鴻章都不表認可,，急忙去信勸阻,。在津案處理后期還未議結時，兩江總督馬新貽被刺,，朝廷又將曾任兩江總督多年的曾國藩調任兩江總督,，由李鴻章接任曾國藩，最后議結津案,。曾不贊同曾國藩的李鴻章接手后,，才感到自己原來的想法行不通，還真不能不“一守曾國藩舊章”,。

“天津教案”使曾國藩從“中興名臣”成為人人喊打的過街之鼠,，成為舉國欲殺的漢奸,、賣國賊。協助曾處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攻擊,，被罵為“丁鬼奴”,。而醇郡王奕等一群權要紛紛上奏，要求皇帝下旨討伐洋教,、懲處媚外官員,。困局由洋務派官員解開，但頑固派卻得到了一種 “道義上的力量”,，使洋務派在輿論上反成為國家,、王朝的罪人。其實,，這也是慈禧的策略,，最后的決定是由她拍板的，她后來也急于議結,，但又要保持自己 “重民意,、惜民氣”的“清議”，所以要“解鈴人”承擔責任,，成為她的替罪羊,。

實際上，朝廷這種“兩手策略”是相當危險的,。對亟須和平穩(wěn)定環(huán)境才有自強機會,、甚至生存機會的清政府來說，維持局面的平穩(wěn)至關重要,。但一些官員卻根據自己的觀點立場或從自己的“集團私利”出發(fā),，屢屢以激發(fā)民眾的“愛國激情”作為與洋務派爭權奪利的手段，而一旦民眾情緒被動員起來,，便很難控制,。質樸的民眾確實很難想到，自己的滿腔愛國熱情有可能成為清政府內部政爭中為人所用的工具,。不過,，頑固派的豪言壯語并不能真正治國，只能是不切實際的誤國空談,。所以,，此時主張焚教堂、擄洋貨,、殺洋商,、沉洋船的醇郡王奕 ，一些年后成為軍國大政主要決策者之一的醇親王時，便不能不漸漸轉而支持洋務派,。

在“天津教案”中,，如果政府官員一開始就澄清謠傳，而不是縱容,、默許甚至煽動由謠傳引起的民眾憤怒情緒,，事態(tài)很難發(fā)展到這種失控地步。在近代中國被侵略的大背景下,，群眾的憤怒無疑是正義的,，然而越是正義，也越容易過激,。正義在手而又有政府支持,，群眾情緒、行為將更趨極端,，“極端”必然引起嚴重后果,。因為清政府終將對外談判、妥協,，此時便要控制甚至鎮(zhèn)壓失控的民眾,。如此一來，民眾則又把矛頭對準清政府,，認為其軟弱無能,、投降賣國。如此反復,，清政府的威望必然一次次降低，這本是清政府應該而且能夠避免的悲劇,。而民眾似乎也總是忘記,，清政府終歸是要“議結”的，它首先犧牲的當然是民眾,，而對那些本應承擔最大責任的煽風點火的官員,，則會盡可能保護。這樣的歷史悲劇,，民眾真不應忘卻,。(雷頤/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 (本文來源：新華網 作者：雷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