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jù)現(xiàn)存耒陽縣革命斗爭史編寫辦公室的謝竹峰回憶稿本中說：“有次國民黨縣長陳必聞同我們談判,，追問監(jiān)獄暴動三十多人,，說是我們搞的,。正在談判時,，劉厚總來電話,，問幾個逃出來的人與我有關(guān)系的,，是否接收,。我說把那幾個留下,?！薄安筷犻_到耒陽火車站,，陳必聞不同意在城內(nèi)大街走，改為沿城外公路到火車站,。幾十里外的群眾,，仍趕來歡送，場面極為熱烈，大快人心,。劉厚總問我,，可不可以喊幾句蔣委員長萬歲的口號，我立即說不能喊,，他就不喊了,。當時我內(nèi)心感到劉厚總這個人頭腦實在太簡單了?！?/FONT>
謝竹峰回憶稿中還說,，1938年劉厚總所在的游擊隊開赴皖南改編為新四軍特務(wù)營后，5月下旬,，隨軍部移駐土塘,。劉厚總惡習未改，在土塘即犯有調(diào)戲婦女,、侵犯群眾利益,、抓老百姓的雞鴨燒吃等違反軍紀的事發(fā)生,。約在9月,，劉厚總被派往延安中央黨校學習。在中央黨校,，同也在這里學習的謝竹峰不期而遇,。劉在第二十四班，謝在第三十九班,。土地革命戰(zhàn)爭時期在耒陽打游擊多年,、從沒有離開過本鄉(xiāng)本土、“山大王”思想甚重的劉厚總,，組織性紀律性極差,，難過那“團結(jié)、緊張,、嚴肅,、活潑”的學習生活，一心想回老家,。謝竹峰在回憶材料中,，維妙維肖地勾勒出劉厚總在中央黨校的表現(xiàn)，謝說：在中央黨校學習“快結(jié)束時,，碰到劉厚總,，他給了我20元用。他原來在耒陽當游擊大隊長,，名聲很大,，群眾叫他‘總老爺’，他的確是個土皇帝，從來沒有離開耒陽?，F(xiàn)在他在外面,，社會常識少，‘總老爺’的架子又放不下,，文化低,，說也說不過別人，他相當孤立,。他見到我非常親熱,，生怕離開了我，怕和我失掉了聯(lián)絡(luò),，其實他的住地離我只有幾十丈遠,，每日吃過飯即到我這里玩，他非常想念家鄉(xiāng),，實際上他是想念他的少年老婆,。他懇切要求我向中央組織部請求回南方工作?！?/FONT>
1939年春,，謝竹峰同劉厚總得到中組部的批準，掛著二等訓兵的符號,，佩帶八路軍臂章從延安坐汽車到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找到伍云甫同志。又由西安經(jīng)成都,、重慶,、遵義、貴陽等地,，到桂林新四軍辦事處,，住了幾天，回到湖南,。劉厚總回到耒陽后,，發(fā)現(xiàn)“少年老婆”已奔赴延安，埋藏的槍支還在,，但已不可能再拉起隊伍就地打游擊了,，便到皖南云嶺新四軍軍部要求分配工作，先在教導總隊短期學習,，后在軍部擔任副官處副官,。這樣的工作分配，說明新四軍干部部門對他的實際表現(xiàn)是了解的,，而劉厚總在思想上更增加了對組織的不滿,。他在副官處管理飼養(yǎng)班、木工班，工作吊兒郎當,，作風流里流氣,，滿嘴粗話。當年木工班戰(zhàn)士,、離休前任繁昌縣人民武裝部部長的周漢清,，1980年10月在接受我們采訪時，對劉厚總在副官處的表現(xiàn)說得很具體,。周說：劉厚總當副官,，副官是營一級干部（起碼是副營級）。1940年,，國民黨頑固派搞摩擦,，他動搖，他怕死,。對組織,、對同志不滿，動不動發(fā)肝火,，開口罵人,，罵娘，“×你娘”,。有次日本飛機在云嶺附近轟炸時,，劉副官還在云嶺街上調(diào)戲黃煙店斜對門的一位婦女,。調(diào)戲婦女,，他是經(jīng)常的。劉副官意識不好,，拉這個打那個,。副官處有科長、副科長,，他對我們說,，不要聽他們的，要聽我的,。
在皖南事變后的突圍途中,，1月14日在大康王附近，劉厚總同項英等軍部領(lǐng)導人相遇,，隨即一起行動,，并被留在項英身邊。久經(jīng)斗爭考驗,、政治警惕性非常之高的項英,，竟對劉厚總這樣一個人失察，實在是他的千慮一失。據(jù)項英當年的警衛(wèi)員鄭德勝回憶,，他曾聽到項英對周子昆說過,，劉厚總這個人力氣大，個子高,，槍法準,，是個“打游擊的好手”。皖南事變發(fā)生后,，同項英在一起的謝忠良在《沉痛的回憶》一文（見《紀念皖南事變50周年專輯》一書）中說：“劉厚總當時是副官處副官,，是個黑粗大漢，力氣過人,，槍法又準,，深得項英同志的賞識。項英同志走到哪里,，總是劉厚總跟著,。他的最老的警衛(wèi)員夏冬青同志因個子小，力氣不大,，槍法不準,，就被疏遠了。項英,、周子昆就帶著劉厚總,、黃誠住在上面的洞里，我和李志高等二十幾位同志住在下面的洞里,?！?/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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