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3月4日下午軍事三人小組到達延安,，受到中共中央發(fā)負責人和數千群眾的歡迎,。左起：周恩來、馬歇爾、朱德,、張治中、毛澤東,、林伯渠,。

一九四○年在我接任政治部部長之后，當時就有人主張把郭沫若這一派排擠出去,，但是我并不以為然,。我以充分的理由說服了建議的人，并且主張在政治部設置一個文化工作委員會,，請郭沫若主持,，以安置這些左派朋友。當時我還曾和郭沫若先生說了一句笑話：“我特意為我們左派文化人建立了一個租界,！”這雖是笑話,，但也可以反映出我的心意。在文化工作委員會成立的時候,，我還和他們談了幾個鐘頭,，給他們解釋安慰，并還約定和郭沫若兩周談話一次,。談話是在和諧友好的氣氛下進行的,，大家都覺得滿意。

以后據某方報告,，說他們“思想大都左傾,，時與共產黨接近，特別是郭沫若,、一部分委員和各組負責人”,，認為“會內有真正共產黨分子在活動”。其事實是：“會內常發(fā)現共黨刊物,，刊載攻擊三民主義青年團文字,；新四軍事件發(fā)生，言論多同情共產黨,；用辯證唯物論分析各種問題,；用共黨思想寫作戲劇詩歌；利用文藝活動吸收群眾,；宣傳蘇聯制度及馬列主義,；德蘇戰(zhàn)爭發(fā)生前，強調帝國主義戰(zhàn)爭,，竭力抨擊英美,；向《新華日報》投稿；翻譯蘇聯及美國左傾刊物之理論文字；各種座談會均有共產黨參加”,，等等,。我覺得這些事并沒有什么關系，這是左傾文化人的“租界”所在,，一切聽之罷了,。

不過，后來卻發(fā)生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到抗日戰(zhàn)爭中期,，在重慶的左傾文化人都有對特務的恐懼，昨天說某人失蹤,，今天又說某人被捕,，他們時刻提防會被逮捕，紛紛向香港,、南洋轉移,。為此我曾招待文化界人士，發(fā)表談話,，表示態(tài)度,，保證他們在重慶不會有危險；同時指出香港,、南洋也不是個安全地帶,，希望大家勿為謠言所動搖。

我的話是從愛護的心理出發(fā)的,，但是不久香港寄來一份剪報,，上有郭沫若寫的一篇通訊，對我的談話大加嘲諷,，中有“最好每人送飛機票一張，庶使近者悅而遠者來”等語,。我看了感到難以索解,，所以當時寫信質問他：“為什么把我的好意當成壞意？你有意見為什么不和我面談,，反而在香港報紙公開諷刺我,？我覺得似乎不是友誼的行為！”后來他客氣地復我一信,，加以解釋,，我也就不再和他爭辯，不過從此以后我們的關系是漸漸疏遠了,。今天想起來,，為這件小事而疏遠朋友，是一件遺憾的事。

這個委員會內包括了不少知名之士,，如沈雁冰,、陽翰笙、馮乃超,、舒舍予,、沈志遠、田漢,、洪深,、胡風、杜國庠,、呂霞光,、姚蓬子、鄭伯奇,、張志讓,、孫伏園、熊佛西,、王昆侖,、呂振羽等都是委員。后由于我和郭沫若關系的逐漸疏遠,，使反對者更有隙可乘,，最后由于某種壓力和影響，我是感覺到這個機構在我的精神上成為一個沉重的負擔,，所以到抗日戰(zhàn)爭末期——記不清在一九四四年吧,？——就把它撤銷了。

雖然對這些文化人都有了另外的安排,，并建議蔣給郭沫若適當地位（如在中央研究院添設古物研究所,，由郭主持），但未實現,。這在我來說,，是件有始鮮終、為德不卒的事,，心里至今猶引為遺憾,。記得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的一九四七年，我到了上海,，郭沫若先生也在上海,，這時正是國民黨反共氣焰高漲的時候，我特意請他和在上海的文化界朋友如田漢,、洪深諸位在酒館吃了一頓飯,，雖然宴席間沒有談到時局和往事,，但我的心意卻在表達我過去對他的歉意和當時對他的慰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