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大“三家村”

1965年底，經國家有關部門同意,，李達已經搬到了北京,，就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專職委員。然而由于《唯物辯證法大綱》還沒有最終定稿,，1966年2月,，李達又返回了武漢，開始了全書的最后定稿工作,。

正當李達全力投入工作的時候,，文化戰(zhàn)線上掀起了大批判運動。此時中共中央中南局的有些人對李達頗有微詞,，認為李達“埋頭研究,，不關心政治”，隨即指示武漢大學整理出李達的一份材料,，說李達是“反動學術權威”,，并通過有關部門報到中央。因為李達是黨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此事關系重大,，中央有關同志就此事詢問了毛澤東同志。毛澤東同志當時未置可否,。4月,，在杭州會議上，有人又向毛澤東談及李達的問題,，當詢問可不可以對李達開展批判時,，毛澤東仍舊沒有表態(tài)。接著在上海會議期間,，這人“不厭其煩”,，再一次詢問毛澤東是否可以對李達進行批判,，并說湖北的群眾有這方面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說了一句:“既然群眾有要求,，在校內批判一下也是可以的”。

緊接著形勢急轉直下,。1966年5月10日,，姚文元的《評“三家村”、〈燕山夜話〉,、〈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發(fā)表后,，全國上下對鄧拓、吳晗,、廖沫沙“三家村”的大批判迅速出現了高潮,。中央“5·16通知”發(fā)出后，一場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拉開了序幕,，北京率先揪出了鄧拓,、吳晗、廖沫沙所謂的“三家村”,。

揪出“三家村”,，批判“三家村”，一時間成為全國各地效仿的大事,。湖北省一些人立即將武漢大學整理出來的李達的材料加以“修改”,、“充實”，作為中南地區(qū)的“三家村”,，上報給中共中央文革小組,。

6月3日，武漢大學召開全校大會,，傳達中南局關于“文化大革命”動員大會精神,，宣布珞珈山也有一個“三家村黑幫”。6月7日,，在省委駐武漢大學教育革命領導小組的主持下，召開全校三級干部擴大會議,，決定進一步發(fā)動群眾,，揭開武漢大學階級斗爭的蓋子，將目標集中對準校長李達,、前黨委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三人。

從此,，李達再也沒有安寧過,。他先是被“勒令”停止寫書,，交待自己所有的“罪行”。接著他的助手們也被強制性地“集中”起來,，強令寫出揭發(fā)檢舉李達材料,；他家的保姆被不明不白地弄走了，電話被剪斷,，北京的來信也被劫去了,。

6月8日至9日，中共湖北省委召開貫徹中央《五一六通知》精神的會議,，決定派出工作組到大專院校和文化藝術界開展“文化大革命”運動,，指出要把革命斗爭的矛頭指向“‘混進黨內’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反動學術權威’,、‘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6月10日，中共湖北省委正式決定將李達與武漢大學前黨委書記朱劭天,、副校長何定華作為武漢大學的“三家村”,。這是全國所有高校被“揪”出來的第一個“三家村黑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