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世俗理性者,，做事一般比較有顧忌,，多少要受到現實條件、規(guī)律制約，對傳統與既存秩序也有敬畏之心,，然而此種政治家對大眾的“宗教感召力”與精神動員力往往不足,。相反,，浪漫主義革命政治家則有強烈的政治魅力,，天不怕，地不怕,，不受任何世俗常規(guī)的制約,。這種不受制約的精神元氣使人能沖破許多條條框框，甚至在最困難,、最失敗,、最沒有希望時，像那個要帶族人走出困境的摩西一樣,，對人們產生特殊的感召力,，某種情況下，具有這種浪漫人格的政治家甚至真會創(chuàng)造人間奇跡,。但另一方面,，這種非理性的浪漫的政治思維潛伏著巨大的危險，因為它往往導致蔑視現實,，甚至蔑視規(guī)律,。毛澤東不怕生病，不信醫(yī)生,，不信他所謂的“邪”,，與他大搞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其間是有著思維方式與心理習慣上的內在聯系的,。

這時一位臺灣教授插話說,，毛澤東有著復雜的雙重性格,，他不僅僅是浪漫主義者，在政治斗爭中他是相當現實主義的,，對此矛盾如何解釋,？我立即想到毛澤東身上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之間，存在著復雜的互補關系,。我說,，毛身上的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同時存在，其實并不矛盾,。如果存在著巨大的生存競爭壓力,，他就會表現出強大的現實主義取向。但他的世俗理性,，即以“功效最大化”為考量標尺的工具理性,，卻總是只表現在某些層面。毛澤東決不是一個“現實主義者”,，他身上有太強烈的詩人氣質,，有太多“六經注我”的主觀戰(zhàn)斗精神、太多非理性的因子,。

這種帶著浪漫色彩的非理性,，其實他早已有之。但建國以前,，在殘酷的政治權力斗爭的壓力以及外部敵人頻繁的強大挑戰(zhàn)面前,，這種非理性因素實際上處于隱性的被抑制的狀態(tài)。一旦這些外部壓力消失,，他身上被抑制的浪漫主義就會蘇醒并膨脹成為烏托邦主義,。得天下日，對毛澤東來說,，即是他所鐘愛的浪漫主義出山之時,，此后便一發(fā)不可收拾。尤其在他的權力與威望達到頂峰之后,，現實生活中已經沒有任何力量能制衡他的狂放的浪漫精神時,，共和國時代的中國人的命運，就會成為他的政治浪漫主義的試驗品,。大躍進,、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某種意義上也正是浪漫主義烏托邦試驗的災難,。

只有理解了這一點,，才能理解鄧小平對中國的貢獻。鄧小平是使中國共產黨人的常識理性得以真正恢復的第一功臣,。他是中國革命史上烏托邦理想主義的真正的叛逆者,。鄧小平說的撥亂反正，其實就是撥烏托邦之亂,，反務實政治之正,。中國大陸的現代化也正是在大陸人擺脫了烏托邦心結之后才真正起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