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后，我曾在一個會上聽過浩然講話,，我愣了一下：這不是浩然的聲音嘛——我馬上醒悟,，這是一個錯覺，多年前餐桌旁的播講者是曹燦：男中音,，每一句中宣喻式的煞有介事的起始重音和暗示性的拖音,，在莊重和引逗之間滑行。至今翻出一頁《艷陽天》,，我仍能在內(nèi)心按照曹燦的語調(diào)誦讀,，我認為，那就是浩然本人的聲音,，奇怪地混雜著造作與生動,。當浩然死后，批評家們都承認《艷陽天》是生動的,，并把這種生動和浩然的政治意圖謹慎地區(qū)別開來，作為一種次要的,、附帶的效果,，好像在說盡管他的頭腦錯誤，但所幸身體還好,，但我認為,，浩然的身體和頭腦并非全然割裂，其間必有復雜和隱秘的路徑,。

浩然已死,。我向他表示敬意。這并非僅僅出于對死者的禮貌：憑著事后聰明,，我斷然不能同意浩然的“金光大道”,，但是，他為一代人的生命和奮斗所做的熱情辯護仍然值得后人慎重傾聽,。世上的書,、世上的故事被禁止，這并非浩然的意圖更不是浩然所為,，而如果沒有浩然,，1970年代早期的中午將會荒涼寂寞。我永不能輕薄地對待浩然,，因為浩然曾帶我觸摸熱帶之冰,。

浩然屬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中一個邊緣而光輝的、很可能已成絕響的譜系——趙樹理,、柳青,、浩然,、路遙，他們都是農(nóng)民,，他們都是文學的僧侶,，他們都將文學變?yōu)榱送恋兀鲃诳嘀艺\不渝,。他們像相信土地一樣頑固地相信文學,，這在如今的人們看來或許虛妄，但也使他們在歷史的顛簸中有根底,、有所不為,。浩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曾經(jīng)春風得意，他也曾亢奮,，也曾受寵若驚,，多年以后，人們說,，他是個農(nóng)民,，有“局限性”，但不曾作惡,，總的來看是個“好人”,。這是大度寬諒，但在翻閱當時的一些記述之后,，我認為我們未必有資格寬諒他——設身處地,，捫心自問，我懷疑我們是否會比浩然做得更好,，而當時的很多人倒真是沒有“局限性”,，他們在得意和失意時的所作所為全無底線。

我們低估了做一個“好人”所需的內(nèi)在力量,，就浩然來說,，除了本性善良，還因為他心中有牢固的“本分”：“文革”前,，他頂撞要他去參加“四清”的領導,，因為他要寫作；“文革”中在最顯赫的時候,，他也是苦悶和焦慮的,，他的迎合中隱伏著執(zhí)拗的閃避：“我能寫作就心滿意足了，我對上面躲都躲不過來,，還當什么官,？”——我相信這是真的，浩然的根本“局限”在于,，即使在政治和歷史的強力支配之下,，他依然堅信他生命中另有重要的事,、另有重要的價值，他惦記著收獲,，他不忍荒廢了他的土地,。

在我看來，20世紀精神史上最燦爛最動人的一幕發(fā)生在1945年的列寧格勒：以賽亞·柏林與阿赫瑪托娃深夜交談,，在壓抑和危險的氛圍中,，他們一見如故，似乎橫亙在他們之間的鐵幕并不存在,，他們的談話確證著歐洲文化的統(tǒng)一性,，對文學、對人類精神的信念支持他們抵御了歷史的黑暗和內(nèi)心的黑暗,。

而浩然,，他遠比他的遠方同行孤獨，他的內(nèi)心并不具備那樣強大而豐饒的精神資源,，這也是中國作家的普遍境況,，是他們領受的無根宿命。浩然只能憑依農(nóng)民式的對文學的樸素信念,，在1970年代我所傾聽的聲音的背面,，他左右為難，一臉苦相,，正在含混尷尬地低語。這一份執(zhí)著不足以讓他寫出他所夢想的不朽作品,，但足以使他成為一個“好人”,。

浩然的晚年沉默無語，現(xiàn)在,，這個沉默的人,、這個把聲音留在無數(shù)人記憶中的人已歸于土地，愿勞作者安息,，愿好人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