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殺死兄弟逼父退位,，靠政變上臺的唐太宗李世民怎樣解釋帝位的合法性,。從而邁出走向“圣君”的第一步呢？對了,，就是修改史書造神,。

涂脂抹粉：李世民命令史官修改記錄奪父兄開國之功

太原起兵的全過程，包括此前數(shù)年的苦心經(jīng)營,，都是李淵一手操辦的,，他為大唐的建立作出了卓越的貢獻，唐王朝創(chuàng)立的主要功勞應(yīng)該在他身上,。然而在《舊唐書》,、《新唐書》、《資治通鑒》等正史中,，事實卻發(fā)生了歪曲,。把太原起兵的首要功勞劃到李世民身上，李淵則成了消極被動的角色,，從而使李世民成為起兵反隋,、開創(chuàng)大唐的首要人物。按照李世民的意圖,，貞觀史臣在撰寫《高祖實錄》和《太宗實錄》時,，費盡筆墨鋪陳李世民在武德年間的功勞，竭力抹殺太子建成的成績,，降低高祖李淵的作用,，而且把太原起兵的密謀描繪為太宗的精心策劃，而高祖則處于完全被動的地位,。這樣,，李世民便是開創(chuàng)李唐王業(yè)的首功之人，皇位本來就應(yīng)該是他的,，李淵退位后也就理應(yīng)由他繼承皇位,，因此，李世民登上皇位便顯得水到渠成了,。在李世民授意下,，史官們把李世民發(fā)動“玄武門之變”的動因?qū)懗伞鞍采琊?，利萬民”的大義行為，從而嚴(yán)重歪曲了歷史事實,。（摘自《千古之謎終結(jié)解讀：歷史密碼III》 作者：文裁縫 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開創(chuàng)惡例：李世民破壞史官制度專為造神服務(wù)

歐陽修說太宗好名,，特別是好身后之名，其間的細故,，除了人性的通病無法克服之外,，便是得國時的做賊心虛使然。如何讓邪惡的行徑轉(zhuǎn)正,，首先便得把己方的行為包裝成正義的行為,。唯有把己方的行為包裝成正義的行為，方能使自己變成當(dāng)然的好人,。太宗要看檔案記錄,，這是對史官獨立制度的公然破壞，太宗皇帝為自己找出的破壞理由是“知前日之惡,，為后來之戒”,，也就是知錯能改或就錯改錯。諫議大夫朱子奢便委婉上言,，希望確保史官的獨立性,，使史官不至于淪為當(dāng)權(quán)者的吹鼓手，才能確保史書的真實性,。然而,，太宗并不理會。于是房玄齡只得與許敬宗等人推倒了原始記錄,，重新書寫,。于是唐代的官修《國史》和《實錄》不復(fù)原來的樣子，于是,，一個又一個朝代的官修《國史》和《實錄》,，亦不復(fù)有真實的樣子。后來的那些個獨夫民賊的混淆是非,、顛倒黑白,，正自太宗皇帝始，太宗皇帝的所作所為,，可以說是為往后的偽歷史開了一個極其惡劣的頭,。（摘自：《洗腳上岸讀歷史》，作者：田夫 ,，出版：華夏出版社）

唐太宗李世民給大多數(shù)人留下的第一映像大概就是虛心納諫了,。誠然，他納諫不可謂不虛心,。只是左耳進右耳出,，在聽取完臣下的意見后照舊做自己原本要做的事。好名聲得到了,，也沒少享受,。

我行我素：納諫虛心傾聽 聽完不改還按自己意愿做

據(jù)《貞觀政要》卷二記載：貞觀四年,，唐太宗下詔修洛陽宮乾陽殿以備巡狩。給事中張玄素上書切諫,唐太宗雖然很不高興,，卻沒有發(fā)作,，而是下令“所有作役，宜即停之”,。還借題發(fā)揮地說出“眾人之唯唯,，不如一士之諤諤”這句千古名言來。不過,，《資治通鑒》卷193卻記載,，說過這話的次年，剛剛修繕完九成宮,，唐太宗就再次提出要修繕洛陽宮,。這一次，民部尚書戴胄站出來反對太宗依然虛懷納諫,，不僅表揚戴胄“忠直體國,，知無不言”,，還給他升了官。然而,，過了一段時間,，太宗還是忍不住命竇璡修繕洛陽宮。諸如此類一面從諫如流,、一面我行我素的事情,，史書中還有不少零散的記載。 “虛心納諫”的唐太宗只是儒家士大夫們與唐太宗本人聯(lián)手炮制出的一塊“內(nèi)圣外王”的“道德假象”,。大臣們極力想要壓抑太宗的私欲,，將他納入“內(nèi)圣外王”的正確軌道，所以頻繁進諫,。太宗則幾乎逢諫必納,，對進諫者無不大加賞賜，但在行動上卻幾乎沒有什么改觀:獎賞過諫臣之后,，他想去游獵,，仍然會去；想修筑新的別宮,，仍然會修,。（摘自《百家講壇》2009年10月（紅版），作者：諶旭彬,，原題：《貞觀之治:一場形式主義的烏托邦》）

納諫的秘密：形式主義表演塑造出一代圣君的形象

反觀貞觀年間的歷史,，是不難發(fā)現(xiàn)李世民那些濃厚的表演痕跡的。這位雄才大略的皇帝對自己日后留在史書中的形象是如此強烈地關(guān)注,，以至于他對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做出了刻意的修飾,。他不止一次地通過與臣僚們對話的方式，極力塑造出自己生活簡樸,、愛惜民力的光輝形象,。貞觀時期的20多年里，太宗確實接受了太多太多的進諫,，然而接受是一回事,，執(zhí)行又是另一回事，大多數(shù)的進諫最后并沒有得到有力的貫徹,。當(dāng)他在朝堂之上充分展示自己虛懷若谷的帝王風(fēng)度,，當(dāng)他對犯顏直諫的寬容被史官們載入實錄之中后，很快他就忘記了諫言的具體內(nèi)容,。對太宗而言,，重要的是接受進諫，而不是接受進諫的內(nèi)容,。意味深長的是,，對儒家知識分子,，尤其是文職官僚們而言，重要的也只是納諫,，而不是執(zhí)行納諫的內(nèi)容,，因為他們需要的，只是一個“個性平淡的天命的代表”,。所以，在儒家政治理想中,，唐太宗的全部意義,，只是一個退而求其次的“內(nèi)圣外王”的烏托邦罷了。至于貞觀之治,，剔除那些家給人足的“神化”,，也只剩下一場完美的形式主義表演罷了。（摘自《百家講壇》2009年10月（紅版）,，作者：諶旭彬,，原題：《貞觀之治:一場形式主義的烏托邦》）

愛惜民力的明君？不,，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期間大興土木修筑宮殿,，搞到百姓怨聲載道。在他眼里,，百姓不過是不找點事給他們做就會惹事的賤骨頭罷了,。

控制戶籍：為征發(fā)勞役固定百姓身份

力役征發(fā)以人丁為本,，因此,，官府需要準(zhǔn)確地掌握全國人丁數(shù)。戶籍編制的好壞,。對于賦役征發(fā),、特別是力役和兵徑的征發(fā)，顯得異常重要,。那時,，全國各地每年要造一次計帳，登記戶內(nèi)男女、老小,，人口和田產(chǎn)的數(shù)目,，有如《新唐書》卷五一《食貨志》所說，“具來歲課役,，以報度支”,。每年夏歷十月三十日以前，各地要上報計帳,。但人口是會時常變動的,，為了及時掌握變化情況，乃規(guī)定各地每隔三年要重新編造一次戶籍,，每次從正月開始工作,，三個月內(nèi)造籍結(jié)束。一式三份,，一份呈報中央尚書省，州和縣各留存一份,。造籍時,，特別注意丁男不能脫漏，嚴(yán)禁“詐冒隱避,，以免課役”,。唐律對有課役而逃亡脫戶的人要懲辦重罪。長安政府多次下令禁止戶高丁多之家別籍異居,?！捌垶橐?guī)避”，目的是為了盡可能多地掌握課丁數(shù),。個別時期延長中男年齡和推遲成丁年齡,，揚言是為了“優(yōu)民”，揆諸實際,，不難發(fā)現(xiàn)“已役中男,，重征丁課”?？床坏饺嗣裼泻问芤嬷?。（摘自《唐五代賦役史草》，作者：張澤咸,，出版：中華書局）

李世民不小心說出真心話：百姓無事則驕逸 勞役則易使

貞觀十三年,，魏征在進諫時說:“陛下這些年來一直濫用民力，而且還振振有詞,，說什么'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這是什么歪理！”從早年的“水能載舟,，亦能覆舟”,，一路走到今天的“百姓無事則驕逸，勞役則易使”,，孰真孰假,？哪個是表演，哪個是真言,？在令人感動不已的對話背后,，九成宮、大明宮,、飛山宮,、襄城宮……也正同時破土而出；因為九成宮修建得過于華麗,，他又下令將其摧毀,；襄城宮同樣被摧毀，但原因卻是因為修筑出來之后不符合他的心意,。二者的對比很容易讓人看出,，哪一場屬于表演，哪一場屬于真意,。（摘自《百家講壇》2009年10月（紅版）,，作者：諶旭彬，原題：《貞觀之治:一場形式主義的烏托邦》）

李世民縱死囚的故事家喻戶曉,，在這個故事體現(xiàn)的卻是李世民的大唐嚴(yán)密的社會控制,。在這背后，是好大喜功和控制百姓的國策產(chǎn)生出的招徠外國人,，卻封鎖本國居民的怪胎式“開放”,。

控制嚴(yán)密：唐太宗時高僧玄奘取經(jīng)只能靠偷渡

唐代法律明文規(guī)定,，凡是要通過邊界關(guān)境者,，一律得持有地方政府發(fā)放的通行證——“過所”，方可“度關(guān)”,；出邊塞逾月者，只有更換政府發(fā)放的“行牒”后,，才繼續(xù)有效,。否則，出行者要受到不同程度的刑事處罰,。這種情況,，與“關(guān)已西，諸國興販,，往來不絕”形成了強烈對照,。盡管玄奘出行的唐太宗貞觀（627－649年）年間已經(jīng)是以“天可汗”的姿態(tài)出現(xiàn)在世界舞臺上的，而出于當(dāng)時基本立國理念的考慮,，仍然“禁約百姓,，不許出蕃”。所以,，當(dāng)涼州都督李大亮得知玄奘將要西行取經(jīng)的信息后,，立即勒令其返回長安。玄奘西行雖然有其歷史的必然性,，而其順利通過唐代邊境,，則實屬僥幸。這不只是唐初北方邊境局勢緊張的權(quán)宜之計，而是有唐一代的基本之國策,。由于唐代嚴(yán)格奉行對內(nèi)封閉的基本國策,，本地居民外出經(jīng)商等活動受到嚴(yán)厲限制，這不能不影響到唐代正常的對外貿(mào)易和文化交流,。一些時候,，唐政府的使節(jié)外也外出，但他們外出的目的無非是炫耀國威,、調(diào)節(jié)附屬國之間的關(guān)系,、獲取皇室所需高級奢侈品等。從整體上看,，中外手工業(yè)品的交換,、中外文化交流，主要是經(jīng)過外國工商業(yè)者完成的,。（摘自：《社會科學(xué)》1989年第2期,，作者：魏明孔，原題：《唐代對外政策的開放性與封閉性及其評價》）

大唐開放,？對外國人開放與控制國民對內(nèi)封閉形成的幻覺

由于受唐代所奉行的基本國策的影響,，唐代的對外政策往往逃脫不了歷史的窠臼，只是敞開大門迎接外籍人前來“慕華”,、“奉進”,，與此同時，卻嚴(yán)格封閉邊境阻止本國居民外出從事正常的經(jīng)濟,、貿(mào)易乃至宗教等活動,，這嚴(yán)重影響了本國人的視野和意識。在如此廣泛的聯(lián)系中,，主要是外籍人來華的活動,，而本國人尤其本國一般居民的外出則是非常少的。由于唐代的對外政策首先是基于政治影響考慮的,，對于本國居民的嚴(yán)格控制是其基本國策,，這樣唐政府自始至終對于本地居民嚴(yán)禁外出，即實行嚴(yán)格意義上的對內(nèi)封閉,。唐代的對內(nèi)封閉,，嚴(yán)重影響了民間正常的貿(mào)易活動，同時也進一步助長了天朝上國自滿心理的膨脹,，使唐代統(tǒng)治者熱衷于“天可汗”地位以及保持“天可汗”的余威,，這不利于充分汲取外來文化的營養(yǎng)。其實,，唐代所謂比較開明的對外政策,，只是在對外籍人開放這一點上徘徊,，沒有也不可能邁出允許本國居民外出這一關(guān)鍵的一步。（摘自：《社會科學(xué)》1989年第2期,，作者：魏明孔,，原題：《唐代對外政策的開放性與封閉性及其評價》）

“貞觀之治”成為涂抹李世民“圣君”臉譜的重要一筆。只是這種大戰(zhàn)亂后的恢復(fù)性增長的出現(xiàn),，不過是歷史的必然,，卻被貪天功以為己有。

“治世”描繪有藍本：前代就有相同的類型化“之治”模版

《新唐書?食貨志》這么描述貞觀之治的成就：“至四年（即貞觀四年）,，米斗四五錢，外戶不閉者數(shù)月,，馬牛被野,，人行數(shù)千里不赍糧,。”就是說,，貞觀四年時社會生產(chǎn)力已得到最根本的恢復(fù),，社會治安已有最根本的改觀，商業(yè)狀況也得到最根本的扭轉(zhuǎn),。其實,，貞觀之治的由來，是有其現(xiàn)成的摹本的,，也就是說,，“盛世”造假，早有人為之,。所謂的貞觀之治,，不過是一幫御用史家依樣畫的葫蘆罷了。晉人干寶在《晉紀(jì)總論》中提到太康時的社會現(xiàn)狀時,，就有這樣的溢美之詞：“牛馬被野,，余糧棲畝，行旅草舍,，外閭不閉,，民相遇者如親，其匱乏者取資于道路,?！逼淇谖桥c貞觀之治的描述何相似耳。如此的太平盛世,，卻是不三代而亡,，這牛皮未免吹大了，難怪后來房玄齡在主修《晉書》時,，要棄干寶的《晉紀(jì)》如敝屣了,。（摘自：《洗腳上岸讀歷史》，作者：田夫 ,，出版：華夏出版社）

“貞觀之治”實質(zhì)：戰(zhàn)亂后恢復(fù)性增長遭貪天之功

從秦漢到隋唐,，近千年的漫長時光里，6000萬人口,，似乎一直都是這塊土地所能承載的極限,。貞觀之治和文景之治都是一樣的例子。生殖力與生產(chǎn)力之間緊張的關(guān)系突然松弛下來,，偌大的唐帝國只剩下不足300萬戶口,，總?cè)丝谝巡患八鍩勰觊g的四分之一。人均耕地的大幅度上升,，既意味著百姓物質(zhì)條件的極大改善,，同時也意味著對勞動力的迫切需求,，自然，也就轉(zhuǎn)化成了生殖力的迅速攀升,。十年生聚,，十年教育。自高祖李淵晚年社會漸漸安定,，到貞觀八年（634年）前后人丁繁庶,、家給人足的“盛世”的到來，恰恰不過二十來年,，一切都不過是自然調(diào)節(jié)的結(jié)果,。偉大的貞觀之治，也和偉大的太宗皇帝無關(guān),。在這個幅員遼闊,、苦難深重的國家，每當(dāng)只剩下可憐的300萬戶人口時,，只要坐在未央宮或者太極殿里的皇帝沒有喪心病狂,，不管他是誰，“盛世”都不會爽約,。（摘自《百家講壇》2009年10月（紅版）,，作者：諶旭彬，原題：《貞觀之治:一場形式主義的烏托邦》）

李世民人造成“圣君”的過程,，就是用壟斷信息編造歷史的方法,，用假仁假義去涂抹掩蓋當(dāng)權(quán)者肆行私欲之實的過程。

朱熹眼中的唐太宗：善于假仁借義行其私欲

朱熹同樣執(zhí)公私之準(zhǔn)繩,，卻得出了霸者無德的相反結(jié)論：“太宗誅建成,，比于周公誅管蔡，只消以公私斷之,。周公全是以周家天下為心,，太宗則假公義以濟私欲者也?！薄?史臣贊太宗)其意亦謂除隋之亂是功,，致治之美是德。自道學(xué)不明,，故曰功德者如此分別,。以圣門言之，則此兩事不過是功,，未可謂之德,。”(《語類》卷一三六)這里,，功與德是有嚴(yán)格區(qū)分的,。霸者雖有“除亂”“致治”之功，但不能因此許其有德,。有德與無德,，不必于功業(yè)之跡上費力摸索，只須于公私義利之心上直接辨認(rèn)：“嘗謂‘天理’‘人欲’二字,，不必求之于古今王霸之跡,，但反之于吾心義利邪正之間?！薄啊袄闲忠暆h高帝,、唐太宗之所為而察其心,，果出于義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正耶?若高帝，則私意分?jǐn)?shù)猶未甚熾,，然已不可謂之無,；太宗之心，則吾恐其無一念之不出于人欲也,?！?《朱熹集》卷三十六，《答陳同甫》六)如果一味求之于跡而不察其心,，反而容易混淆其功業(yè)的性質(zhì),，陷于以成敗論是非的功利主義泥潭：“若以其能建立國家、傳世久遠,，便謂其得天理之正,，此正是以成敗論是非，但取其獲禽之多,，而不羞其詭遇之不出于正也,。”（摘自《儒者經(jīng)世致用的兩難選擇——朱陳義利王霸之辯解讀》,，《中國學(xué)術(shù)》2003年 第2期,。作者：趙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