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10月13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體學習中明確指出“我國古代主張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禮法合治,、德主刑輔,，為政之要莫先于得人,、治國先治吏,，為政以德,、正己修身,，居安思危,、改易更化，等等,，這些都能給人們以重要啟示,。”那么，我國古代治國為何選擇了“德主刑輔”,、“禮法合治”呢,？在這里蘭臺君給大家說一說。

談到“德主刑輔”,、“禮法合治”,，就不能不提到秦漢之際在治國策略上的儒法之爭。

先秦時期產(chǎn)生的諸子百家中,，以儒家和法家的治國策略最具有可行性,。秦漢時代，這兩家的治國策略形成了激烈的競爭,。儒家以德治為本,，法家以刑治為本，從治國的根本而言,，兩家是站在彼此對立的立場上的,。儒法之爭是在治國方略上的“德治”與“刑治”的交鋒。

而儒家的“德治”與法家的“刑治”又各有長處與局限,。

儒家的“德治”思想不可避免地有其各種局限性,，他們從治人和治于人的關系上立論，在理論上表現(xiàn)出片面夸大道德作用的道德決定論傾向,，這是在現(xiàn)實社會政治生活中難以真正實現(xiàn)的,。盡管如此，他們強調(diào)對民眾實行道德教化和要求從政者具備良好的道德品質(zhì)等主張，有利于社會的發(fā)展,，客觀上有利于民眾,。

法家的“刑治”主張的局限性在于片面夸大法令控制與刑罰強力的作用，秦朝的覆滅是不言自明的例證,。但法家思想中的有價值的合理因素及其對社會發(fā)展所起的積極作用也是不應抹煞的,，它在反對和打擊奴隸制的舊制度、推動社會變革方面曾發(fā)揮過巨大的歷史作用,，而它所強調(diào)的明法審令,、循名責實、信賞必罰等主張,，則是治國經(jīng)驗的總結,，凝結著人類政治文明發(fā)展的積極成果。

儒法之爭的本質(zhì),，表面上看是道德與法律的關系問題,，深層次挖掘卻是人性之爭，即人性是善還是惡,。正是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導致了儒家思想和法家思想猶如兩股道上跑的車。儒法兩家德治與刑治的理論基石都是各自的人性論,。儒家認為人性是有善端的,，可以通過施政者的教化去其“劣端”，以德服人,，從內(nèi)心深處喚醒人們的“羞惡之心”，形成一道防御犯罪的堤防,，使社會安定,。盡管荀子提出“性惡論”，但嚴格說這只是一種有條件的“性惡論”,，事實上他并未徹底拋棄孟子主張的一些核心觀點,。正如儒家的德治主張是基于其對人性的估價，法家的刑治思想也建筑在對人性的認識上,，表現(xiàn)為絕對的“性惡論”,。它不僅認為人“不免于欲利之心”，還認為人心總是利己而害人的,，不但君臣之間,，甚至父母子女之間都是一種利害關系。所以“用法之相忍,，而棄仁義之相憐”,，“不務德而務法”，民可安，國可強,。儒家的“德治”和法家的“刑治”在各自人性論的基石上建構,，以人性論來解釋和維護其治國方略，這樣“德治”與“刑治”就有了各自存在的理論根據(jù),。

歷史證明,，單獨的、孤立的德治或刑治都是不可能將國家治理好的,。

歷史上,，將儒法兩家所持的不同思想運用于政治領域，本質(zhì)上體現(xiàn)為儒家主張施行政治教化,，而法家推崇嚴刑峻法的政治方略之爭,。儒家主張對民要“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論語·為政》）,，孔子認為民眾皆有禮義廉恥之心,，通過道德和禮教管理民眾，民心所向,，才是政治統(tǒng)治的最高境界,，而理想的政治應當是免刑、無訟,、去掉殘暴與虐殺,。但在現(xiàn)實生活中孔子也不是絕對不要刑，而是傾向于重德輕刑,，刑只能是不得已而用之,。孟子繼承了此觀點，主張“省刑罰”,，提倡以教化為主,，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孟子·盡心上》）荀子在這個問題上有所更張,，他主張“重法”,，提倡“禁之以刑”，但其“重法”是同“隆禮”相聯(lián)的,，二者并重,；同時他也把刑看作是減少犯罪、進行教化的一種手段：“凡刑之本,，禁暴惡惡,，且懲其未也,。”（《荀子·正論》）荀子德刑并重的主張顯然有別于孔子，這表明荀子開始向刑治靠攏,。后來的儒者,，在如何運用法刑治民的問題上，也隨社會歷史各種的變化,，在側重點上各有不同,，但總的傾向還是強調(diào)以德為主。

而法家認為學識才智是貧弱敗亂的根源,，不希望被治國者有獨立的思考,，特別欣賞愚民政策，從商鞅所云“民不貴學則愚,，愚則無外交,，無外交則勉農(nóng)而不偷。”（《商子·墾令》）到韓非所云“事智者眾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以吏為師”（《韓非子·五蠹》）等言語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法家對知識傳播的恐懼。在建立和整頓社會秩序上則主張“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於法”，應遵循“尊主卑臣”,，“分職不得相逾越”（《史記·太史公自序》）之勢,，用嚴刑峻法保證治國策略的貫徹以及社會機制的運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法家的主張確實發(fā)揮了顯著的作用，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當秦面對六國初平,，天下擾攘的混亂局勢時采取強制手段以建立統(tǒng)一的秩序，應該說是一種必然的歷史與政治選擇,。但秦以法家學說稱霸天下,，將法家之術推向極端后，卻顯現(xiàn)出法家“刑治”的缺陷,。史稱秦法綿密,，秦代的法規(guī)規(guī)定十分細致,，試圖以精細的條例法規(guī)規(guī)矩平民百姓的日常行為。但中國時地域廣闊風俗差異極大的國家,。秦法之綿密在秦還是以關中為核心地域有限的戰(zhàn)國七雄之一時,，尚可做到運轉得宜。但一旦快速吞并山東六國,，統(tǒng)一天下后,，這種缺乏彈性的綿密規(guī)定就與各地的生產(chǎn)生活實踐產(chǎn)生了格格不入的沖突。而一旦沖突產(chǎn)生,，法家的“刑治”又以毫無彈性的酷刑峻法刑殺鎮(zhèn)壓,、終致“天下苦秦久矣”。“刑治”作為維護大一統(tǒng)中央集權統(tǒng)治的手段,，卻導致秦二世而亡,。秦之亡，其實際亡于其君主和上層官僚執(zhí)行的是一條毫無彈性的法家路線,。

儒家的“德治”與法家的“刑治”這相反兩股力量在彼此壓制對方的同時,，另一方面卻是在相互吸收，支持和促進對方的發(fā)展與完善,。儒家與法家雖然思想上有很多對立,，但其最終目的都是為了維護統(tǒng)治。因而在思想和治國方略等方面,，既有儒,、法之間的爭勝事實，也有整合之發(fā)展趨勢,。雙方都不可避免地具有其歷史局限性：儒家的“德治”思想從治人和治于人的關系上立論,，在理論上表現(xiàn)出片面夸大道德作用的道德決定論傾向，而這又是在現(xiàn)實社會治理中難以真正實現(xiàn)的,。而法家的“刑治”片面夸大刑罰的作用,，嚴刑峻法最終導致社會動亂，秦朝覆滅即是最好的例證,，但其中有價值的主張及其對社會發(fā)展的積極作用也是不應抹煞的,。法家思想所強調(diào)的明法審令、循名責實,、信賞必罰等主張,，則是治國經(jīng)驗的總結，凝結著人類政治文明發(fā)展的積極成果,。歷史證明,，單獨的、孤立的德治或刑治都是不可能將國家治理好的,。

秦因法令綿密,、橫征暴斂,、嚴刑峻法導致滅亡的歷史也給了新的治國者以深刻教育，促使他們尋求穩(wěn)妥的統(tǒng)治方略,。漢承秦制,，為避免重蹈秦以暴政而亡的覆轍，儒家學說漸行,，故此漢儒鼓吹德治,。同時也更多地吸收了法家思想，一方面強調(diào)“君之所以位尊者,，身有義也”,；另一方面又提出“義者，君之民,，法者,，君之命也。”“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不從，是與無君等”（《潛夫論·衰制》）,。儒家進而強調(diào)君權,、政令與“仁政”相聯(lián)，刑罰與“治世”相聯(lián)系,，儒法在歷史發(fā)展上趨向整合,。

從儒法之爭的本質(zhì)出發(fā)，秦滅漢興的歷史進程進一步證明,，在治國上“德治”與“刑治”應二者并舉,，缺一不可，必須緊密結合起來,。“德治”與“刑治”,，道德和法律，確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一個靠人們的內(nèi)心信念和社會輿論，一個靠國家強力機器和威嚴,，殊途同歸,，其目的都是要達到調(diào)節(jié)社會關系、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作用,，對于一個正常社會的健康運行，各自起著獨特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它們只有相輔相成、相得益彰,，才能確保社會調(diào)節(jié)手段的完備和有效,。

在儒法合流的基礎上，“德主刑輔”,、“禮法合治”的治國策略最終成型,。“德主刑輔”、“禮法合治”就是指將道德教化與法律強制的結合,，賢人政治與以刑治國的結合,。它一方面表現(xiàn)了禮、法在制度上由原先的對立走向統(tǒng)一,，另一方面表現(xiàn)了禮,、法在統(tǒng)治方法上的相互補充和交替使用。同時,，在禮,、法結合的基礎上，還吸收了其他有利于維護統(tǒng)治的觀點和主張,。

“德主刑輔”,、“禮法合治”的形成標志著儒法兩家思想及政治方略經(jīng)過長期的斗爭與融合形成了一種成熟的治國策略：它代表了一種兼容并蓄的政治心態(tài)，這樣,，就既避免了純?nèi)稳寮业挠馗崛?，也避免了純?nèi)畏业目敛靽揽帷９_倡導儒家思想德治,，說明治國者已經(jīng)清楚地認識到教化人心和思想宣傳的重要性,，這是治國技巧更加圓熟的標志。在實際政治活動中推行并依靠法家刑治,，說明治國者已經(jīng)告別了傳統(tǒng)儒家的空洞的政治理想主義,，而具有了清醒的政治現(xiàn)實感。由此“德主刑輔”,、“禮法合治”最終成為傳統(tǒng)中國國家治理的主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