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前寧粵對峙兩廣軍閥搭上日本

1931年2-3月間，蔣介石因與胡漢民發(fā)生“約法之爭”,，在南京軟禁了胡漢民,。此舉引起了國民黨內部的又一次大分裂，并促成了反蔣聯(lián)合陣線的再次形成,。各方反蔣代表人物云集廣州,。5月25日，粵方以唐紹儀領銜,，汪精衛(wèi),、林森、古應芬,、陳濟棠,、許崇智、李宗仁,、張發(fā)奎等聯(lián)名致電蔣介石,，歷數(shù)其篡黨禍國之種種罪狀，要其48小時之內下野,。孫科也致電蔣介石,，附和唐紹儀等人的通電，勸其下野,。5月27日,，汪精衛(wèi)、孫科,、鄒魯?shù)热伺c李宗仁,，白崇禧等聯(lián)合，兩廣勢力在廣州召開“國民黨中央執(zhí),、監(jiān)委非常會議”,，決定成立“國民政府”。28日廣州“國民政府”正式成立,。由此形成了20世紀30年代中國國民黨內部最大的反蔣地方實力派--西南派,，寧粵對峙正式形成。

西南派此時最大和最主要的任務是組織與發(fā)動國內的反蔣運動,。為此,，他們轉向日本尋求支援。6月下旬,，汪精衛(wèi),、孫科及外交部長陳友仁等人,，通過日本駐廣東總領事須磨彌吉郎，向日方提出了援助其反蔣運動的請求,，并表示要派人赴日本,。

經過一番磋商之后，陳友仁（化名“外山友三郎”）于7月26日攜劉紀文（化名“廣田文雅”）,、甘介侯（化名“南介吉”）秘密前往日本訪問,。至8月13日離日之前，陳友仁在東京訪問過陸軍省,、參謀本部等部門,，以及政友會總裁犬養(yǎng)毅、黑龍會首領頭山滿等人,，并與幣原外相進行過多次會談,。

會談中，幣原代表日方提出的要點有：在廣州政府成為中國被認可的政府之后,，可以與日本締結協(xié)定或條約,，并以此結成同盟；該條約除一般性條款之外,，還必須規(guī)定不侵略條款以及日中兩國正糾纏或尚未解決的所有問題與事項,，其中須特別規(guī)定解決“滿洲問題”，包括賦予日本在滿洲的諸多權益,，確立日本國民（不論內地人或朝鮮人）在滿洲的安定居住及和平從事商,、工、農等職業(yè)的狀態(tài),；上述條約須經中國國民的承認,。陳友仁表示,，日本的上述要求,，在中國可以通過國民黨等機關來實現(xiàn)，還可以通過全國大會批準此種條約,。

幣原外相當時判斷：陳友仁訪問他的真意在于以尊重日本在滿洲的權益為代價,，換取日本承認廣州政府為中國的正式政府。

但陳友仁秘密赴日的行蹤泄露,，反而被南京方面披露,，廣州方面極被動。

此時正當“九·一八”事變前夕,，日本與南京政府緊張交涉萬寶山,、中村兩事件之際，它允許廣東派派代表赴日,，并向其直接提出關于滿洲問題的要求,，這本身就表明日本對西南派反蔣活動的支持和更大的期待,，也是它對解決“滿洲問題”的一種外交上的配合。

在日本政府允許陳友仁訪日之前,，軍部為牽制張學良的兵力于關內,，以利于在關外發(fā)動事變，已經派遣土肥原賢二來到華北,，進行“石友三工作”,。而石友三7-8月間發(fā)動的反張、反蔣叛亂,，也受到了廣州政府的支持,，他被委任為第五集團軍總司令。廣州方面還派遣鄒魯北上華北,，和閻,、馮及北方諸部聯(lián)絡武力反蔣之事。鄒魯住在天津期間,，土肥原及日本駐天津領事多次與他會面,，土肥原甚至提出要鄒魯去主持東三省。這是日本同時插手華北與華南反蔣運動的開始,。

九一八事變后,，面對全國人民強烈要求團結御侮的呼聲，蔣介石一度動搖過同粵方的對抗,，甚至表示今后要放棄內爭,，專心抗日。

9月20日,，蔣介石與何應欽,、陳銘樞、熊式輝會商時局,。蔣氏說：“日本侵我東省,，如我內部能從此團結，未始非轉禍為福之機,，故此時當謀團結為先,。”21日,，蔣返京后召開會議,，商討與粵合作辦法，蔣氏主張：“團結國內,，共赴國難”,，“對廣東以誠摯求其合作”，并提出三種方案：“一,、令粵方覺悟,，速來南京加入政府,；二、南京中央干部均可退讓,，只要粵方能負統(tǒng)一之責,，來南京改組政府；三,、胡,、汪、蔣合作亦可,?！?/p>

然而，九一八事變在兩廣軍閥眼中,，卻成為可以用意逼迫蔣介石讓步下野的工具,。就在同日，粵方唐紹儀,、孫科,、汪精衛(wèi)、蕭佛成,、陳濟棠,、李宗仁、古應芬等人聯(lián)名通電,，敦促蔣氏下野：“日剿共救災對外諸問題,，非執(zhí)事下野無法解決；而推倒個人獨裁,，實行訓政,，造成民主政治諸根本問題，尤非執(zhí)事下野無從開始進行”,，并聲稱“執(zhí)事下野,，此間政府隨以取消，另行組織統(tǒng)一政府”,?；浄酵?，顯然要蔣氏先下野,，后談和平統(tǒng)一。

此后,，雖然蔣介石步步退讓,，按照粵方的要求先釋放了胡漢民，調動南京駐守部隊構成以保證粵系代表安心不受控制,，又連續(xù)舉行了廣州和上海兩次和談,。但胡漢民離開南京后,，先在上海，后長期居留香港,，走向了徹底反蔣的道路,，在他主持下，粵系更是一口咬死,，任何方案都非蔣介石下野不可,。蔣、胡矛盾與寧粵對立,，為日本在“九·一八”事變后的對華政策提供了機會,。1931年底，胡漢民剛到南方,，蔣胡對立的格局初現(xiàn)端倪,，日本關東軍就派土肥原賢二求見。自此之后,，日本派到西南聯(lián)絡接洽的軍,、政、商,、學各界代表先后多至百人,，“作拉攏的工夫”。

九一八到一二八：兩廣軍閥客觀幫了日本

日本軍部在發(fā)動了“九·一八”事變后,，在集中解決“滿洲問題”的同時,，也開始醞釀制定新的對華政策。在《1931年秋末的形勢判斷及對策》中,，日本陸軍中央部提出了《關于中國的對策細則》,，其中規(guī)定了日本對于中國本土的根本方策：“摧毀張學良及國民黨現(xiàn)政權，以此使中國陷于一時混亂,，使世界視聽遠離滿蒙,。如有可能，在中國建立多個政權,，從華南到華北,，均使日本色彩濃厚起來?！边@是日本在事變后由軍部制定的第一個對華政策文件,，其中對于中國本土的政策，再次反映了“九·一八”事變前夕軍部在同類文件的“對華謀略”中提出的“打倒中國中央政府,、擁立親日政權”的方針,。

參謀本部第二課于次年1月21日擬訂了《對華一般方策》，規(guī)定日本要“一心一意向解決滿蒙問題之既定方針邁進”，同時,，“一面努力封閉第三國對此容喙之機會,，確立東方門羅主義；一面努力消除排日,、抗日之根源,，如有可能，有必要在華北,、華中及華南,，分別建立與滿蒙一樣的親日、獨立國家”,。對于日本而言,，將華南從中國分離出來，總比統(tǒng)一于南京中央政府之下更為有利,。

面對日本帝國主義步步緊逼的侵略,，作為一國政府和軍隊的最高領袖，蔣介石是難以忍受的,。11月17日,，南京四全大會尚未結束，他在一次干部會議上就曾表示：“決心率師北上,，與倭決戰(zhàn),。對內則放棄選舉競爭，誠意退讓,，期與粵方合作,，一致對外?！彼媱澴屩醒胗谕艟l(wèi),，己則以國防軍總司令名義出駐北平。

但粵方依舊不依不饒,，在胡漢民主持下,，粵方提出，只有蔣介石下野為前提,，粵方代表才會赴南京召開國民黨四屆一中全會,。

12月15日，就在日本關東軍南下錦州,，蔣介石和中國政府全力命令和規(guī)勸張學良率東北軍在錦州抵抗的緊要關頭,，在胡漢民等的反對下，蔣介石不得不向國民黨中常會提出辭呈,，通電下野,。寧,、滬,、粵三方的國民黨勢力隨即在南京召開了四屆一中全會,，決定改組國民政府。成立了以廣東派為主的孫科內閣,，陳友仁任外交部長,。廣州的國民黨非常會議及國民政府宣布取消，1932年1月1日起在廣州成立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西南執(zhí)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奉胡漢民為精神領袖,，“西南派”正式掛牌。

但繼之的粵系孫科政府,，既不能獲得蔣介石的支持,，連粵系之長胡漢民也并不全力支持他，只是一味鼓勵孫繼續(xù)反蔣,，藉此削弱蔣的力量,。北方西方的一批地方實力派新軍閥更加不買他的帳，在九一八事變后最重要的善后時期,，取代了蔣介石的粵系孫科政權根本一籌莫展,，白白浪費時間。直到1932年日軍變本加厲挑起了一·二八事變,。

淞滬抗戰(zhàn)爆發(fā)后,，最早積極呼吁蔣介石恢復軍權的并不是忠于蔣介石的黃埔系，而是地方實力派的軍事將領,。他們紛紛致電蔣介石表示擁戴,，請蔣復職。其中最為懇切的就是在上海前線指揮抗戰(zhàn)的蔣光鼐,、蔡廷鍇等人,。2月1日，宋子文電蔣報告：“茲晤蔣光鼐總指揮,，據(jù)云目下時局緊急,，軍事提挈不可領袖無人。現(xiàn)擬由十九路軍蔣總指揮,、蔡軍長,、戴司令等聯(lián)名通電，敦請鈞座出任陸?？哲娍偹玖?，以便統(tǒng)率全國軍人，一致對外,?！蔽鞅避妼㈩I宋哲元也電蔣表示：“軍事應有中心，請督率袍澤，早濟時艱,?！?/p>

隨著一二八事變國民黨對日政策改為“一面抵抗、一交涉”,，這就更需要一個能統(tǒng)帥全國的軍事領袖,。而在國民黨集團內部，無論是粵方還是其他派系領袖,，都無人能擔此重任,。面對國難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抗日御侮的呼聲，粵方為了國民黨自身統(tǒng)治的需要,，也不得不放棄進一步打擊蔣氏壟斷黨,、政、軍權的愿望,。蔣介石得意復出重掌政權,。

而同時，也在“一·二八”事變爆發(fā)后的2月1日,，西南派的鄧澤如派人秘往日本駐廣東總領事館,，向日方通報了西南派關于“廣東獨立”的計劃，擬悄悄脫離國民政府,，避免與日本發(fā)生沖突,，以達成實施反蔣運動的目的。雖然這一計劃因胡漢民的反對而擱淺,，但兩廣勢力的策略卻是一脈承之的,。九一八事變前后西南派開創(chuàng)的表面痛罵蔣介石抗日不力，暗中與日本勾結反蔣的模式,，成為此后直到1936年兩廣事變結束西南派一以貫之的行動準則,。

一·二八事變中西南派的表現(xiàn)

淞滬抗戰(zhàn)期間，胡漢民代表西南派與十九路軍將領保持著密切聯(lián)系,，鼓其士氣,，向十九路軍保證，“粵中同志當竭力為兄等后援也”,。胡漢民對南京政府提出：（一）贊助十九路軍將日軍逐出上海,；（二）撤銷解散各地義軍命令，切實組織民眾成為抗日中堅,；（三）速調勁旅收復東北失地,；（四）嚴整沿海戰(zhàn)備,，真實謀長期抵抗。在日軍退出上海以前,，無交涉可言,，主張積極抗日。

“抗日”成為胡漢民等人聯(lián)絡反蔣勢力的重要宣傳手段,。對后來日軍一系列的侵華事件,，胡漢民及西南派也公開反對簽定《淞滬停戰(zhàn)協(xié)定》,，反對《國聯(lián)報告書》,，反對《塘沽協(xié)定》簽定，反對蔣介石,、汪精衛(wèi)的“抗日亡國”,、“長期抵抗”、“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強烈支持察哈爾抗日同盟軍，主張建立西南抗日聯(lián)軍,。

胡漢民和西南派與所有反蔣勢力聯(lián)絡時,，都會以批評南京政府內外政策（尤其是對日妥協(xié)）的失當為依據(jù)，推論出聯(lián)合反蔣的必要,。如胡漢民在致海外華僑的信中說：由于執(zhí)政之軍事獨裁者無能,，“內而政治窳敗，民無死所,，外而強鄰侵逼,，國亡無日。自前歲東北三省之淪陷,，近者榆關之失守,，平津之告警，而國危益如累卵矣”,。因而要推翻軍事獨裁統(tǒng)治,。

西南派將抗日與反蔣的兩個目標密切地聯(lián)在一起。胡漢民曾數(shù)次提出：“假如政府不抵抗我們便說,，唯有推翻不抵抗的政府”,。對此，當時人有如下評價：“西南一向高唱之抗日剿共倒蔣三大口號,，事實上是三分剿共,，七分倒蔣，抗日亦倒蔣之一方法也,?！?/p>

在公開的議論中,，胡漢民與西南派高喊“抗日”，私下里他們卻秘密爭取日本的軍事援助,，以抵御南京方面強大的政治軍事壓力,。

胡漢民與兩廣地方實力派在宣傳上采攻勢，不斷抨擊南京當局的政策,，但在軍事上卻只能取守勢,。他們清楚地知道，一旦南京方面放手來攻,，則兩廣欲維持現(xiàn)狀都未必如愿,。他們廣泛與國內各反蔣勢力聯(lián)絡，同時爭取國際支持,，以壯大力量,。

一邊是西南及胡漢民在與南京的對立中處于劣勢，急于得到各國聲援而不能,，一邊是日本出于分化中國之目的,，頻頻向西南伸手示好，且雙方均以蔣介石為敵,。就當時西南的情況而言,，長期與日本接觸，“聯(lián)日制蔣”就既有了必要性,，也有了可能性,。

一·二八事變后西南派的表現(xiàn)

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由于張學良與汪精衛(wèi)“交惡”,，張下野之說盛行,。胡漢民等擔心促張下野則難以打開中日關系，故于9月初派遣陳中孚赴東京,，探求日本軍部的意圖,。陳中孚探知了日本軍部對張學良仍持強硬態(tài)度，回到上海后,，又與日本駐華公使館的要人交換了意見,。他向胡漢民作了匯報后，又向日本方面提出了如下策略：促使張學良下野,，由張承擔中日關系陷入困境的全部責任,；借討伐張學良之機，在武器與財政方面請求日本支持,，使廣東在反蔣方面成為與華北相匹敵的策源地,。

日本海軍于1933年9月25日提出了關于日本對華政策的文件《處理對華時局方》。在“華北方策”中提出,，要使華北“逐漸在事實上獨立于中央政府政令之外”,，還要“使這一情況逐漸波及華中,、華南，并加以擴大”,。在“華南方策”中規(guī)定要與“華中方策”同一宗旨,，即“采取寬猛并用的策略，使其有利于我方”,，而且還規(guī)定：（1）“鑒于西南方面的反蔣運動將有利于緩和國民政府的排日政策,，在排除其抗日宗旨以外，可對此加以放任,，相機加以利用”,。（2）“要極力警戒、努力防止列強在華南的軍事進入,，為此對于該地區(qū)要進一步采取積極的方策”,。海軍方面規(guī)定的“華南方策”,，第一次明確了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日本對華南政策,。支持并利用西南派的反蔣運動，以與華北一起,，逐步脫離南京政府,，進而分治全中國，是這一政策的核心所在,。

十分配合這一系列方針,，西南派兩廣軍閥暗中與日本的勾結越來越升級。

1933年12月6日,，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王季文來到廣州，與日本駐廣東武官和知鷹二進行密談,。王表示希望日本方面給予精神與物質上的援助,，和知也向軍部建議對此加以利用。14日,，白崇禧讓王季文通過和知,，向日本軍部首腦轉達將與日本提攜的愿望，并要求日方提供金錢援助,。1934年1月8日,，王季文再次來到廣州，向日方正式提出了經濟借款的要求,。和知鷹二及駐廣東總領事川越茂均認為,，對廣西的經濟借款，可與目前日本的華南政策結合起來,，要通過秘密工作加以實現(xiàn),；可由臺灣總督府出面,，將島內的剩余物資轉化為資金，通過臺灣銀行或華南銀行,，實施對廣西的經援,。隨后，廣西方面又向日本提出了提供武器彈藥,、派遣軍事教官,、建設空軍等要求。

1934年,，廣西派遣兩批飛行員到日本明野飛行學校學習空中戰(zhàn)斗技術,，同時又聘請一些日本軍官、軍曹充任廣西軍官學校,、民團干部學校和航空學校的教官,、助教及顧問等。另外,，還派遣廣西軍事教育長劉士毅赴日參觀秋操,，并訂購山炮、步兵炮,、輕重機槍,、彈藥、工兵器材等一批軍火,，以及“九一式”,、“九二式”戰(zhàn)斗機9架。

購買日本軍火及聘請日本教官實在是無法向世人隱瞞的公開的事,，對此,，白崇禧曾作過公開辯解，他稱“中國一切落后,，特別是軍事總不及人,，所以要聘請日本人來幫助我們，我們將來可以用日本人代我們訓練的陸,、空軍和向日本買來的武器打日本,，正合我們廣西的俗話，‘借他人的拳頭來打他人的嘴巴’”,。

但是,，真實的用意，在他在封閉場合對桂系官兵的訓話的時候,，才合盤道出：“廣西地清民貧,，養(yǎng)不起兵，而老蔣時時想解決我們,，不能不多養(yǎng)一些兵,，以圖自存,。”

廣西的李,、白大力與日本取得軍事上的聯(lián)系,，廣東陳濟棠也不甘示弱。他對日方代表直言,，蔣介石對西南懷有野心,，“我西南尤其是廣東應以全力應付，故必求器械充足”,。他需要槍械,、大炮和飛機，“求最新式,，求全幫一齊到達,，以免不能敵門（蔣介石--引者）及或為門所乘”。日方代表爽快地答應了,，請他確定具體數(shù)量,。陳濟棠要求日方先提供槍炮的樣本，“非先睹不可”,。日方代表很快將槍炮樣本送來,，并稱已致電日本索取飛機樣本,。商談中,，陳濟棠認為日本飛機在速度上不及蔣介石空軍所配備的意大利軍機，對是否購買頗為遲疑,。和知鷹二則力促陳下決心,，聲稱日本軍機在升降能力上已有很大改進。徐永昌在日記中有數(shù)處記載：“現(xiàn)兩廣有受日本經濟與械彈協(xié)助之消息,?！薄叭找呀訚鷱V西槍八千支，子彈二百萬,，飛機四架,，此外，尚擬借給款項若干”,?！皟蓮V由日本得到三千五百的軍用品”等等。

1934年10月,，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受蔣介石之命訪問莫斯科,，就中蘇合作對日的可能性同蘇聯(lián)當局進行了會談。次月,，胡漢民在廣東就向日軍情報官透露：蔣介石已同中共及蘇聯(lián)合作,。他建議日本對此多作宣傳,，還提醒日方：貴國朝野對滿洲事變三年來的中國認識不足，至今還以為蔣介石勢力和事變前無大區(qū)別而輕視之,。實際上,，蔣現(xiàn)在通過同國聯(lián)合作及同英美蘇等握手，其基礎之加強已超過一般想象,。

1935-1936年間,，是日本危言聳聽的“國際危機”到來之際。日本著眼于在華北發(fā)動事變,、準備北進的同時,，也正式開始新的南進準備。1935年1月關東軍由副參謀長板垣征四郎主持,，在大連召開了幕僚會議,，駐天津、北平,、上海的武官也參加,。會議探討了上述對華政策文件，就“入侵華北”達成了協(xié)議,，同時還提出要暗助西南以倒蔣,。該會議決定的對西南派的方針，又反映了關東軍1月3日文件規(guī)定的“對西南派（廣西派）給予物質援助,，以此強化其作為反蔣勢力”的策略,。

貫徹會議精神，日軍挑起了“華北事變”,，策動“華北自治”,，拉攏華北實力派逼南京政府簽訂《何梅協(xié)定》。而為配合日軍對南京政府步步進逼,，受日本拉攏的華北實力派的“自治”也受到了西南派的支持,，他們紛紛派員北上。國民政府在日本和華北實力派,、西南派的壓力下,，被迫仿照1932年1月西南派在廣州設立西南政務委員會的先例，于12月在北平設立了冀察政務委員會,。西南派的陳中孚在其中出任外交委員會委員長,，任援道任委員，王季文則成為西南派常駐宋哲元部的代表,。日本拉攏地方勢力脫離南京政府,，進而分治全中國的陰謀又獲得勝利。

西南派兩廣軍閥與日本一唱一和，一邊高喊“抗日”口號,，一邊在日本的策動下反蔣的最高潮,，是“兩廣事變”，經此一役,，不但西南派維持了6年之久的兩面派手法破產,，連西南派自己，也不存在了,。

“兩廣事變”如何發(fā)生

1936年5月9日晚上,，胡漢民在與人象棋對弈中突然腦溢血,，延至12日晚去世。

蔣介石要趁“胡死”之機解決廣東一向處于半獨立狀態(tài)問題,。5月中旬,，蔣介石派王寵惠赴粵吊喪之機，向陳濟棠提出取消西南執(zhí)行部和西南政務委員會,，改組廣東省政府,，將第一集團軍總司令改稱第四路軍總指揮，各軍師長由軍委會重新任命等五條,。這實際上是要奪陳濟棠的廣東軍政兩權,。

陳濟棠正感到焦慮不安之時，白崇禧也以吊喪為名來穗與陳濟棠會晤,，極力慫恿陳濟棠聯(lián)合桂系，以“抗日救亡”為旗幟,，與蔣介石抗衡,。白崇禧分析當時的國內形勢時認為：蔣介石既要陳兵于黃河流域，防備日軍的進犯以及監(jiān)視山東的韓復榘,、山西的閻錫山,、陜西的張學良、楊虎城,，又要部署兵力向陜北共產黨包圍進攻,，因而決無余力南犯。如果兩廣聯(lián)合，再拉攏湖南的何健,，憑著抗日的招牌,，就可以輕而易舉地拿下武漢，再采取昔日太平軍的戰(zhàn)略,，馬上轉移東下襲取南京,，就能奪取中央政權，機不可失,，時不再來,。

在談到日本方面對事變可能持有的態(tài)度時，白崇禧說：“基于過去幾年日本方面曾與我們有過聯(lián)系,，我們此次舉事,，相信他們一定會同情和支持我們的?！笔聦嵣?，兩廣不僅取得日本軍方的諒解表示支持兩廣的行動，日方還向新桂系賣售兩千萬元,、廣東三千萬元的巨額軍火,。

白崇禧強調必須采用迂回的方式把蔣、日聯(lián)系起來,，即只談抗日,，不提反蔣，督促中央抗日卻不反對中央,。白祟禧就自信地說：“只要我們掛起抗日的招牌,，輿論界一定會支持的?！?/p>

實際上,，與此同時，李宗仁已經公開發(fā)表“焦土抗戰(zhàn)論”,，攻擊蔣介石中央當時的“不作為”,，令到中國進入“不死不活”的狀態(tài)，并聲稱全中國必須“焦土抗戰(zhàn)”,。暗中攻擊蔣介石南京政府不斷對地方實力派進逼,。李宗仁、白崇禧又多次發(fā)表文章,，攻擊蔣介石中央對抗日之不作為,，并聲稱地方實力派愿共同出兵抗日。

陳濟棠之兄陳維周擅長星相之術,，曾于1935年春到南京見過蔣介石及到奉化看過蔣介石的祖墳,，肯定蔣介石氣運將盡,。陳濟棠十分相信其兄的星相之術，再經白崇禧的慫恿,，便決心發(fā)動事變反蔣,。5月16日晚，陳濟棠與粵軍向級將領余漢謀,、張達,、繆培南、黃任寰,、黃廷楨等開會密商,，對于聯(lián)桂起事，將領們的意見不一,。5月19日,，陳濟棠再次召集在穗粵軍將領近二十人進行密商，并請出白崇禧到會說服眾將,，白崇禧給廣東將領打氣時也宣稱：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們可再派人去聯(lián)絡，以過去幾年我們同日本軍方的關系來看,，相信他們一定同情和幫助我們的,。陳濟棠之兄陳維周則更直言不諱地指出，“我們的策略是‘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已取得日本軍方諒解，愿意支持我們的行動”,。雖第一軍軍長余漢謀等仍不表支持,，但陳濟棠已決定反蔣起事。

1936年6月1日,，陳濟棠聯(lián)合李宗仁在廣州宣布獨立,，史稱“兩廣事變”。

陳濟棠授權西南兩機關作出決議,，呈文南京政府和國民黨中央,，吁請抗日。次日,，又復電全國,，請國民政府準予“北上抗日，收復失地”,。接著，組成軍事委員會,，成立了以日本人為后臺的“抗日救國軍”,，陳濟棠任委員長兼總司令，李宗仁副之。另一方面,，陳濟棠,、李宗仁暗中與日本聯(lián)絡，欲借日本的力量反蔣,，并出兵湖南,，企圖奪取國民黨政權。

在事變發(fā)動前數(shù)月,，日本剛剛退役的大將松井石根赴兩廣會務西南派一眾要員,。松井回日后，日本軍隊使派兩艘日輪滿載軍火和飛機駛人虎門,，交給桂系,。陳濟棠也接收過日本軍部贈給的槍支約1000枝、子彈20萬粒,、幾門山炮等,。兩廣軍閥也主動與駐粵日領聯(lián)系。6月下旬,，日本軍方派遣軍官約100人來廣州,，陳濟棠準備將大部分日人派到陸海軍部隊擔任顧問，協(xié)助指揮作戰(zhàn),，并以日人約30人到天河,、白云機場，視察設備情況,，引起空軍人員的極大憤慨。為后來事變中廣東空軍集體叛逃蔣介石埋下了伏筆,。

“兩廣事變”埋葬兩廣軍閥聯(lián)日反蔣夢

事變爆發(fā)后,，兩廣軍隊高舉抗日旗幟,，進入湖南,，沿途發(fā)布公告,，“立即與日斷絕一切關系”,，喊出了“對日經濟絕交”的口號,。兩廣表現(xiàn)出的對日作戰(zhàn)態(tài)度可謂極其強硬,，而日本的反應則顯得過于冷靜。兩廣說是抗日,，日本電訊則一口咬定是對中央的斗爭,，“對于這種大吹大擂的抗日論調一點也不驚訝”,。上海日文報甚至稱贊兩廣是“順應民意”的,。一下就暴露出其早已與日本勾結的本質來。

本來,，“兩廣事變”發(fā)生后，西南派再次使出高唱“抗日”的招數(shù),，爭取在輿論上陷蔣介石國民政府于不義,。6月后，廣西連日發(fā)生桂系默許,，操縱下的抗日示威游行,，集會,，聲勢浩大,。大批文化界,，新聞界人士亦被桂系邀請來桂,。在輿論上占了上風,。而各地實力派新軍閥因唇亡齒寒,，云起支持,，東北軍、西北軍均通電聲援,，湘軍,、黔軍也在西南派的游說之下按兵不動。

但表面上兩廣軍閥占據(jù)輿論上風,，但由于與日本勾結不得人心,，深知內情的西南軍隊將領開始分崩離析。廣西桂系集團因已經形成了以李白二人為核心的團體組織,，凝聚力較強,，情況稍好,。而廣東粵系集團就內部分裂了。

7月,，之前對陳濟棠與日本勾結嚴重不滿的粵空軍司令黃光銳率粵空軍全部飛機70余架叛陳投蔣,；粵軍第一軍軍長余漢謀也通電擁護南京政權，就任蔣委任的廣東綏靖主任兼第四路軍總司令職,。余漢謀向陳濟棠發(fā)出通牒,，要求陳濟棠24小時內離開廣東,，同時出兵向廣州進攻,，陳濟棠所部第二軍不戰(zhàn)而退，準備迎余漢謀以代替陳濟棠,，軍心大亂,。陳濟棠不戰(zhàn)自敗,，7月18日通電下野赴香港,。陳濟棠在廣東之勢力被連根拔起,，軍隊全部被投降南京政府的余漢謀接收。

平定廣東后,，蔣介石揮兵再進,，進逼廣西,，桂系立即以民團制度動員全省后備兵源準備迎戰(zhàn),，建制軍隊擴充兵力至44個團，另外尚有近10萬地方民團,。共約兵力20萬,，據(jù)險固守,。同時為了爭取輿論支持，驅逐桂軍內部所有的日籍教官,，顧問,。在多方斡旋之下,，桂系以中央停止進逼地方,，維持廣西現(xiàn)狀不變,，日人如更進一步,，立即全面抗戰(zhàn),，戰(zhàn)端一起,，廣西立即出兵。在此基礎上,，桂系宣布服從蔣之領導,，不再爭奪中央名器為條件,，與蔣介石南京政府達成妥協(xié)，“兩廣事變”結束,。也標志著西南派勾結日本反蔣的努力失敗,。

自此，兩廣軍閥表面高喊“抗日反蔣”口號,，實則暗中“聯(lián)日反蔣”的歷史告一段落,，緊接著的“七七事變”將中國各政治勢力都卷進了全民族抗戰(zhàn)的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