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老頭一本書改變的歷史

沒有什么注定改變世界的大人物誕生，也沒有一聲炮響給閉關鎖國的日本人民帶來光明,，只是2個日本老頭完成了1本書,，1本醫(yī)書。

這2個老頭兒名叫杉田玄白,、前野良澤,，都是日本的著名“蘭醫(yī)”，也就是西醫(yī),。

日本的傳統(tǒng)醫(yī)學,，和他們的衣裳一樣，是從中國學過去的,，用的是“漢方”,，大夫這個職業(yè)講的也是世代相傳，老子做大夫,、兒子也學醫(yī)學,，幾輩子干一行，對于醫(yī)術的感情也就非同一般,，往往在學完家傳手藝之后,，去外面游學拜師。

杉田玄白就是醫(yī)生中的奇葩,，不但學“漢方”寫出了《養(yǎng)生七不可》,，還苦學荷蘭語，抱著荷蘭人不遠萬里帶過來的醫(yī)術亂啃,，其中就有1731年出版的荷蘭文解剖教科書,，看到其中詳盡的插圖，佩服得不得了,，可惜活人不能亂解剖,，也就苦于沒有驗證的機會。

直到1771年,，杉田仔細觀察了一個被處死的犯人的尸體,，估計也伸手切了幾刀，驚奇地發(fā)現,，人身上的結構和插圖上畫的一樣,，比中醫(yī)說的人體結構靠譜多了，咱趕緊給它翻譯成日文,，讓大家都知道知道吧,。

就這樣，山田拉著前野良澤、桂川甫周等同仁,、小輩,，花了4年時間翻譯成了《解體新書》一書。

這本書之所以重要,，和它在醫(yī)學史上的位置關系不大,，而在于參與翻譯它的幾個人，通過這本書學習,、實踐了近代科學的研究方法,，并擴展到了“蘭學”（注：西方科學，取荷蘭的蘭字得名）的其他領域,，完成了日本科學史上的一次飛躍,。

好吧，這話說得太嚴肅了,，輕松點說,，這幾個日本老頭兒點對了科技樹，正巧他們很會教學生,，成材的弟子足夠多,，弟子混得好，師門水漲船高,，“蘭學”終于成了日本一個正經的學派,，上了臺面。

“蘭學”走上臺面的效果

你可別小看“上臺面”這個成果,。

要知道,，德川幕府在17世紀屠殺了國內的天主教徒之后,，反復下達禁令,，不允許外國人到日本做買賣,、傳教,。

稍稍有點特權的是荷蘭人和中國人,，也被限制在長崎居住,，你沒看錯，就是后來挨了原子彈的長崎,，那地方的中國人有生活了7代還沒有加入日本國籍的,，比汪精衛(wèi)可有種多了,。

話題拉回來,，荷蘭人不遠萬里來到長崎,，被圈在一個人工島——出島上居住,，有人就有病，有病就有醫(yī)生,，因此,，荷蘭東印度總督在250年間派遣了100名左右的西醫(yī)常駐長崎,。

德川幕府的大將軍不是傻瓜,，身邊放著這么個小島,，不只是為了買點鹿皮,。實際上,，幕府政權一直趴在這扇小窗口后面,，羞羞答答地觀察著世界,，比如，規(guī)定每年來航的荷蘭商人必須向將軍報告當年世界上發(fā)生的大事，是不是很有點《參考消息》的味道,？

這種有限地開放,，在1716年繼任第八代將軍的德川吉宗任內,，達到了一個小高潮。

同時期的清朝皇帝如何看待西方科學

與德川吉宗同時代的清朝皇帝是誰呢,？

康熙、雍正,、乾隆,。

這爺仨同樣對世界洞若觀火，法國傳教士錢德明在給自己妹妹的信中曾提及此事：“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見路易十六世之計劃,，德明將隨使行,。法國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來?！边@次訪問,，最終因法國大革命爆發(fā)而夭折。

有能力,、有意向和萬里之遙的法蘭西互派使團的清帝國,，無疑遠比只能拉著荷蘭商人問長問短的德川幕府更加開放，但是,，這種開放只與皇帝有關,，擴大一下外延，只與八旗貴胄中的一小部分近臣有關,。

因為帶來西方文明的傳教士,，事實上被皇帝拴在了宮殿里，作為私人的工具,。

除了以畫畫知名的郎世寧外,，精通天文、數學的戴進賢受命修歷法,；蔣友仁負責畫《皇輿全圖》,；傅作霖到征討大小金川前線設計火炮；安文思為宮廷修鐘表,。

上面這幾位看著名字都像中國人吧,？其實既有法國人，也有意大利,、德意志人,，他們在北京的生活被嚴密監(jiān)控,，不僅傳教的本職工作干不成，還像拉磨的驢一樣,，“總是被支來支去干這干那,。”比如給圓明園造噴泉……

到了嘉慶皇帝即位,，這些忙來忙去的外國人也被趕走了,，新皇帝不喜歡西人，也不喜歡西洋物什,，傳教士們像垃圾一樣被愛新覺羅家族趕出了北京,，直到1830年代，澳門之外的中國大陸,，再也找不到傳教士的蹤跡了,。

“蘭學”在日本的興盛于流行

反觀日本，中國的乾隆六十年,，公元1795年元旦，杉田玄白,、前野良澤等人的學生大槻玄澤在他開辦的學塾“芝蘭堂”中舉行“新元會”,，聚集了29名蘭學同仁，一起開了個元旦茶話會,。

在這個懸掛著西方醫(yī)學之祖希波克拉底畫像的斗室之中,，日本的蘭學者的元旦聚會，足足搞了42年,。

在有名字可查的1796年,、1798年兩次“新元會”中，參與者共有藩主7人,，藩臣,、武士7人，幕府醫(yī)官,、藩醫(yī)26人,，町醫(yī)8人，翻譯3人,，庶民6人,，其他職業(yè)或身份不詳者10人。

在德川幕府的分封體制下,，幕府高踞頂端,，其下就是各個藩國的世襲藩主，放在中國,，就是曾國藩,、左宗棠的地位,，他們對蘭學的學習，已經可以窺見當時日本對于西方知識學習的積極程度了,。

另據日本學者的統(tǒng)計,，明治維新前，日本有名姓可考的蘭學者有9000多人,，他們多以醫(yī)入學,，進而翻譯西方的自然科學著作，以及少量的社會科學著作,，并通過師徒傳授和游學等方式,，形成了一個遍布全日本各個階層的“蘭學者”群體。

在這個群體之中,，大槻玄澤的弟子和再傳弟子,，無疑成為各個區(qū)域的絕對骨干，日后明治維新中最活躍的政治人物們,，都或多或少與他們有關,。

當然，大槻玄澤的徒子徒孫們其實仍是翻譯荷蘭書籍的閉門造車,，他們掌握的往往仍是二手,、三手的知識。

改變日本命運的醫(yī)生們

真正讓日本的蘭學者走入新時代的是一個外國人——弗蘭茨?馮?西博爾德。

作為第一個被幕府特許在長崎出島之外開設診所的外國人,，西博爾德行事非常與眾不同,。出身醫(yī)學世家的西博爾德，既是醫(yī)生也是博物學家,，他在長崎郊外的鳴瀧塾廣開宗門,，要求其中優(yōu)秀的學生各自認領課題，在全日本進行科學考察,，最終用荷蘭語撰寫論文,。

這也是日本蘭學界第一次與國際科學界接軌，第一次走出翻譯的舊路，這些改變?yōu)槿毡編砹艘魂嚒拔鞑柕滦L”,。

日后倒幕戰(zhàn)爭的主力,，維新前造出日本第一艘蒸汽船的薩摩藩兩代藩主，島津重豪,、島津齊彬,，維新前就獨立制造出蒸汽機車的福岡藩藩主黑田齊清，中津藩藩主奧平昌高等人,，都曾和西博爾德交往,，這些人的影響力，或許比鳴瀧塾多達100人的學生更強大,。

不久后,，歸國的西博爾德行李中被查抄出了日本地圖，以間諜罪被判驅逐出境,，永久不得踏足日本國土,，只給日本留下了一個2歲的混血女兒，楠本稻,。

楠本稻日后師從西博爾德的徒弟們學習藝術,，成為日本歷史上第一位女婦科醫(yī)生，而她為了學習西方醫(yī)術所拜的荷蘭語老師更為知名,，甚至可以說改變了日本歷史,。

大村益次郎，日本“軍制之父”,，一手完成了倒幕主力長州藩的陸軍整編,，并且力排眾議要求倒幕后的日本陸軍完全學習西方軍制,，徹底終結了武士制度,，而他本人也被憤怒的武士暗殺。

而他,，就是個醫(yī)生,，村莊中的醫(yī)生。

事實上,，真正改變日本國運,，令其免遭中國近代屈辱命運的人們，并非高高在上的天皇,、將軍,，而是這些用自己的眼睛了解世界，用自己的手筆介紹世界的蘭學者們,，他們的第一職業(yè),，都是醫(yī)生。 當然，面對沉珂纏身的病人,，醫(yī)生不止要會用藥,，也要會用刀。

兩門火炮背后的清日差別

如你所見，這是一門火炮,，不過和甲午戰(zhàn)爭沒什么關系,，它從造出來,，就一直趴在大阪的天保山炮臺上看大海,，現在正給靖國神社的游就館守大門,。

這款“守門炮”全長4.22米,，想想倆姚明摞起來就差不多了,，口徑290毫米，彈重68千克,，能打多遠不知道，但只要挨上一發(fā)肯定好受不了,，絕對算得上一件大殺器了。

由它說起的原因是,，這門需要從炮口倒火藥,、塞鐵球的前裝重炮,，是由德川幕府治下的一個藩國——薩摩藩獨立鑄造的，時間是1849年,，即中英鴉片戰(zhàn)爭后7年,。

再來看大清朝的“國貨”，鑄造于1843年的“耀威大將軍”萬斤鐵炮,，不對，應該稱作“耀威大將軍級”，就像海軍造船講個同級艦,，大清朝鑄炮那也是扎堆的，下節(jié)圖就是南京博物院院子里陳列的一門“耀威大將軍”,。　

夠威武雄壯吧,？

3.46米的炮身，口徑185毫米,，額定彈重28.65千克，射程么,，和火藥質量有關,、和裝藥量有關，還和炮彈的形狀與炮管內的光滑度有關,，這些方面大清朝向來不講究，還是別提了,。

就算是“耀威大將軍”的同級重炮,，在江陰2個古炮臺里挖出來的5門萬斤小兄弟,，炮長都差著不少，短的有3.3米,，長的有3.54米,，就連口徑都能差個5毫米，還規(guī)定放一樣的炮彈,，到底是打英國人的船,，還是給英國人放煙花啊,？

當然,，有一點忘了說了，鴉片戰(zhàn)爭中英國派出的木帆戰(zhàn)艦,，雖然是木頭釘出來的，甲板和舷側板一般都是按能夠抵抗30.8千克實心炮彈沖擊的標準建造的，清朝的萬斤炮也才打28.65千克的炮彈,，一般的小炮,，彈重多為1.5-15千克,，所以,，在中方的記載中經常有炮彈被“碰回”的說法。

所謂“碰”運氣,，似乎說的就是這個,。

態(tài)度差別：相不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不幸的是，一個“鎖國”狀態(tài)下分裂封建的日本,，一個“閉關”政策下的官僚集權的中國,，同樣沒有摸到工業(yè)化大時代的門，只以農業(yè)國的人口和國力來衡量,，肯定是中國強、日本弱,，但是從用來自衛(wèi)的“刀”來看,，事實分明相反。

上面提到的這兩門炮,，材質不同,，也都銹跡宛然，可經過三解實地觀察,，日本那門內,、外壁都極為光滑，中國這門則外壁坑坑洼洼,、內壁已經銹蝕出了鐵胎炮管中的砂眼,，大者至少有1厘米的直徑，這種質量的武器,，若是在戰(zhàn)爭中,，怕是用來自殺更快些。

別以為三解危言聳聽，1839年的官涌之戰(zhàn),，清軍的千斤大炮才放了四響就爆了炮管,，還炸死了兩名順德協(xié)的士兵。

關鍵是,，這門1843年鑄造的巨炮,，身處時人與后人都津津樂道的《鑄炮鐵模圖說》分發(fā)全國之后，這套“歐洲人30年后才掌握”的先進技術,，那是天朝智力優(yōu)越性的絕對象征,，以至于當時人說：

“益工益巧，光滑靈動,，不下西洋,?！薄?/p>　

不過只要你去南京博物院擺放火炮的區(qū)域去轉一圈,，應該能夠自行扯掉這層遮羞布。你只要看看那些大大小小的鐵炮炮身,、炮口的銹蝕程度,，再看看炮身上有沒有“皇冠”標記，就很容易分辨出“我大清”和“洋夷”的技術差距了,。

說到底,，面對西方文明的強大壓迫，中國和日本都產生了應激反應,，也正因為如此,，近代歷史上沒有哪個民族會比中日兩國更加熱衷于引爆“精神原子彈”。

他們相信捆著炸藥包的肉彈可以征服鋼鐵,，我們相信請孫悟空上身的大師兄刀槍不入；他們相信美國人登陸,，“一億人玉碎”,，我們相信“大不了核戰(zhàn)爭,，中國人死一半還剩三億”,。

但有一個根本不同就是,，日本人并不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

不同于有1000年科舉歷史的中國,，幕府時代日本人的上升渠道幾乎為零，人們被世代相傳的身份囚禁在自己的職業(yè)里,，創(chuàng)意和能力往往在自己的“本分”中迸發(fā),。

“本分”是現實,，也是宿命，可以改變,，卻不能突破,。

明治維新前就已奮起直追的日本人

這一點，在佐賀藩,、薩摩藩這兩個日本首屈一指的蘭學重鎮(zhèn)身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和臨近長崎的佐賀藩相比，1849年才能夠鑄造大炮的薩摩藩就是個鄉(xiāng)巴佬,。早在1831年,，佐賀藩下屬的武雄領主鍋島茂義就在長崎向荷蘭人購買洋槍，并聘請荷蘭教官使用西法練兵,，同時還瞄上了西方的大炮,，尤其想自己造大炮,。

幫助鍋島茂義實現夢想的人叫高島秋帆,，一個幕府特權商人的后代，跟隨父親學習的荷蘭炮術,，成為日本首屈一指的炮術權威，他也是一位蘭學者,。1835年,，高島完成了2門青銅臼炮（類似于大口徑迫擊炮的攻城炮）,。

在鍋島茂義的支持之下,，佐賀藩藩主鍋島直正通過抵賴欠賬,、開發(fā)特產,、發(fā)展貿易等手段緩解了債務危機,，對全藩的武士施行蘭學的強制“掃盲”，還創(chuàng)立了蒙養(yǎng)舍,，規(guī)定所有15歲以下的武士子弟必須入內學習,，完成了佐賀式的強制義務教育。

1855年,，德川幕府組織長崎海軍傳習所,，也就是海軍軍校，總計170名學生之中,，佐賀藩最多,，有48人，超過了幕府的39人,。要知道,，按照幕府的領地算法，佐賀藩只有36萬石,，而幕府則有400萬石,，人口上,，更是不可同日而語。

而這樣蕞爾小國的一隅小藩的生產能力有多大呢,？

據統(tǒng)計,，自1843年大規(guī)模鑄炮起，一直到1868年維新,，佐賀藩共制造了近400門各式火炮,，大到150磅、80磅的青銅海防炮,、32磅的熟鐵重炮,，小到6磅、9磅野戰(zhàn)炮,，甚至于連只有英國軍隊裝備的最新式后裝線膛炮——阿姆斯特朗炮,，佐賀藩都在1864年8月仿制了三門，并試射成功,。

1865年,，佐賀藩的三重津造船所成功建造了蒸汽船“凌風丸”，值得注意的是,，佐賀藩的蒸汽船實驗項目和他的火炮項目一樣,，力求實現國產化，“凌風丸”下水2年前,，造船所就自主制作了蒸汽罐三個,，經過檢驗，質量完全比得上西方貨,，這才得到了真正實用性的蒸汽船,。如果比時間，1855年,，薩摩藩就已經造出了日本史上第一艘蒸汽船,。

不一樣的思維造就了日本人不一樣的選擇

無論是風帆船、蒸汽船,，還是火炮,、步槍，佐賀藩和薩摩藩,，乃至整個日本的“制器”都是自照貓畫虎開始的，比如幕府的菲山反射爐,、佐賀的多布施反射爐,、薩摩的集成館反射爐，這些用于鑄造槍炮的煉鋼爐,，技術來源都是比利時陸軍胡根寧少將（U.Huguenin 1755-1834）撰寫的《皇家列日國立鑄炮廠火炮鑄造法》,。

甚至于薩摩的反射爐,，還是藩主島津齊彬找佐賀藩藩主鍋島直正走后門要的技術支持，他倆表兄弟的關系不錯,，鍋島直正不但送了這本書,，還派了相關的蘭學者去幫忙。不過,，反射爐的建設并不順利,，1號爐直接倒塌，薩摩藩武士都非常沮喪,。

島津齊彬此時說出了一句名言,，最能代表大變革時代日本人的心態(tài)：

“西洋人是人，佐賀人是人,，薩摩人也是人,！”

在不如人時奮起直追，不是為了創(chuàng)造人間奇跡,，而是為了自己作為人的尊嚴,。

毫無疑問，這樣務實的思維方式,，才是明治維新之前的倒幕戰(zhàn)爭沒有演變?yōu)橐粓鋈毡景媪x和團或太平天國的根本原因,。

最后補充一句，島津齊彬畢生摯愛一本中國書,，隨時會拿出來閱讀,，這本書的名字叫《海國圖志》，作者魏源,。

一張“亮瞎眼”的照片

上面這張照片在日本史學界也有一定的爭議,，焦點不在照片本身,，而在這周圍一個個人名，因為如果屬實，這個圈子絕對有“亮瞎眼”的水準,。

這里面有日本第一位內閣首相,、第一位樞密院議長，四次組閣的伊藤博文,；兩次組閣任首相的財政專家大隈重信,；自己推辭掉首相職位的“脫亞入歐”外相井上馨；日本第一位海軍大將西鄉(xiāng)從道,；第一位眾議院議長中島信行,；主持日本司法改革，卻比西鄉(xiāng)隆盛更早豎起反旗的江藤新平……

至于坂本龍馬,、高杉晉作,、木戶孝允（桂小五郎）、勝海舟,、巖倉具視,、小松帶刀這些名字，請對照幕末歷史書自行腦補,。

可以說,，明治維新的一多半就是這一屋人主導的，就連甲午戰(zhàn)爭,，也和這些人脫不了干系,，且不說戰(zhàn)爭期間，伊藤博文是首相,、陸奧宗光是外相,、西鄉(xiāng)從道是海軍部長，在戰(zhàn)爭前大肆鼓吹的吞朝鮮,、滅中國的“征韓論”,，首倡者就是木戶孝允（桂小五郎）,，副島種臣和江藤新平,、井上馨則是搖旗吶喊的干將。

當然,，并不是所有人看到“民族英雄”就喪失了思考的能力,。自從1874年肖像畫家島田隆資認完人頭“貼牌”之后,，對這張照片的質疑就沒有停止過,。

“傳奇照片”反映的實情：日本精英早已學習西方

同一張照片里,，認出了不同的人,，盡管不如上一張那么傳奇，仍舊是人才濟濟,。

其中有明治重臣巖倉具視的兩個兒子,，巖倉具經,、巖倉具定；東西煙草株式會社創(chuàng)始人江副廉藏,；曾任外相的中野健明；曾參與巖倉使節(jié)團隨行訪歐,，后任元老院議員的中島永元；曾任首相的大隈重信,。

從可能性來說，當然是第二張照片的可能性大些,，因為上述的名字，更貼合佐賀藩成立的“蕃學稽古所”的教師,、學生名單，日后注定顯貴的大隈重信此時正是該校的副校長,。

看到“稽古”倆字，是不是覺得有點陳腐的餿味,？其實這個學校是個“英學塾”，也就是英語學校,，也許它后改的名字“致遠館”才更加貼合主旨,。不過當時的日本正在大搞“尊王攘夷”的義和團運動,，沒事兒耍刀片砍外國人，加個“古”字終歸能保持個政治正確吧,。

當然，明治維新前的日本義和團終究沒有達到中國同行的水平,，不會逮著揣著鋼筆,、帶著眼鏡的人就殺，也不會不分老弱婦孺地宰殺傳教士,。所以才有了精通英語的傳教士弗洛貝奇出鏡的機會，對,，就中間那個西方臉,。

弗洛貝奇的本職，其實是幕府治下長崎英語傳習所的老師,，沒事兒還會出門去搞搞學術交流,。日本人鉆研了100多年的西方科學是學自荷蘭人，翻的也是荷蘭書,，沒想到先打過來的卻是說英語的,，這時候“開國”了自然急忙抱佛腳,。

有英語需求，就有英語學校,，這和“出國熱”帶火了“新東方”是一回事。出名的有,，1864年中國人何禮之在自己家開的私塾，學生有100多人,，其中最出名的有誰呢？

后來極力主張甲午年對華開戰(zhàn)的陸奧宗光……歷史是不是很諷刺,？

弗洛貝奇這個時候是如魚得水，在各個英文學校之間來回走穴,，又和日后的首相伊藤博文相交，也算往來無白丁了,。也正因為如此，第一張照片中弗洛貝奇身邊圍繞著這么多的幕末維新時代的名人,，才不至于讓人直接斥做無稽之談,。

日本幕末精英間有千絲萬縷聯(lián)系

事實上,，這些名人們本就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 比如，出身長州藩的木戶孝允（桂小五郎）曾經就學于江川英龍的私塾江川塾（別名繩武館）,，同校就有薩摩武士大山巖、幕府村醫(yī)大鳥圭介,、松代武士佐久間象山。

大山巖后來官至陸軍元帥,，指揮了日俄戰(zhàn)爭,，而他本人還是西鄉(xiāng)隆盛,、西鄉(xiāng)從道兄弟的堂弟。

大鳥圭介作為幕臣,，一直抵抗新政權到了最后一刻,，入獄后被特赦，直到擔任駐朝鮮公使,，他最大的“功績”之一就是一手挑起了中日甲午戰(zhàn)爭,。

佐久間象山則是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一方面崇拜宋朝大儒陸九淵,，一方面又提出“和魂洋才”,，比張之洞的“中體西用”還狠。而他所開的象山書院,，都培養(yǎng)出了誰呢,？

勝海舟、坂本龍馬,、吉田松陰,、小林虎三郎、橋本左內,、高杉晉作,。

吉田松陰又辦了一個“松下村塾”，也是桃李遍長州,，其中就有高杉晉作、伊藤博文,、山縣有朋和品川彌二郎,。

而伊藤博文又和井上馨是長州藩秘密派往英國留學的五人之二。

哦,，對了,，大鳥圭介還有一位老師叫緒方洪庵,，是著名的蘭學者，他有一位同門名聲更響亮,，就是被印在10000日圓鈔票上的福澤渝吉,。

說到這里，不少讀者恐怕已經看名字看暈了,，也該給個結論了,。

從上到下做實事才是日本獲勝的根本

上述眾多日本幕末、維新的名人,，分屬不同的藩國,、出身各有高低，甚至連政治觀點都是“尊王攘夷”,、“和魂洋才”,、“開國圖強”、“脫亞入歐”的南轅北轍,，他們?yōu)槭裁茨軌蜃叩揭黄穑慷皇菫榱酥髁x,、理想、黨派,、地域的不同而殺得血流成河,？

答案可能很難,，也可能非常簡單,。

據統(tǒng)計，明治時代的主要政治人物,，有七成出自緒方洪庵,、佐久間象山和吉田松陰的門下，且不說同門的感情,，就說放棄幕府推崇的朱子學,，而投身實用之學的決心，其強國的理想又會有什么不同,？真正的務實,，恰恰在于先做事，而不是亟亟于個人得失,、派系利益的蠅營狗茍,，不幸地是,，翻開中國近現代史，作秀的遠比做事的混得好,，豈不值得深思,？

而所有的這些學問和務實的學術傳統(tǒng)，在沒有真正打開國門的日本,，又是由誰傳承至此,？

請看本節(jié)圖，自行尋找1774年一同翻譯《解體新書》的幾個人和福澤渝吉,、大村益次郎等維新一代人的位置吧,。

最后，讓我們一起重溫下梁啟超對于明治維新的一段評論：

“日本維新之首功,。西鄉(xiāng)乎,，木戶乎，大久保乎,？曰唯唯否否,。伊藤乎，大隈乎,，井上乎,，后藤乎，板垣乎,？曰唯唯否否,。諸子皆以成為成者也，若以敗為成者,，則吉田松陰其人是也,。吉田諸先輩造其因，而明治諸元勛收其果,，無因則無果,，故吉田輩當為功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