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晚清時期的中國佛教,，已陷入完全的衰敗期,。日本佛教界人士自明治維新之后，就開始向中國進行傳教,，企圖恢復中國唐代佛教盛況,。考察這一事件,，可以從一個側面管窺到甲午戰(zhàn)爭前后中日之間的民間的社會和思想交往,。

日本僧人小栗棲香頂 資料圖

公元1876年（清光緒二年），曾經在北京學習過一年漢語和喇嘛教的日本凈土真宗大谷派僧人小栗棲香頂向他所屬的東本愿寺提出到中國開教的申請,，經日本政府同意,，到上海傳播日本真宗思想。這是中國內地所建的第一所日本寺廟別院,，屬于東本愿寺,。

幾乎就在同時，被后人稱為近代中國“昌明佛法第一導師”的楊文會,，從上海的日本僧人松本那里聽說,，在英國有日本“真宗高士”在尋求佛教經典的本源,。于是他在出使英國的時候，親自向這位名叫南條文雄的日本人請教問題,。

以此為契機,，開啟了近代中日佛學界長達數十年的交流。

日本僧人為何期望來到中國弘揚佛法,？

中國的佛教自從清代入主中原以來,，就處在一種任其自由發(fā)展的地步。再加上之后皇帝宣布取消度牒制度和考試制度,，失去管束的佛教界開始徹底墮落下去,。

小栗棲香頂來中國傳教的初衷是期望可以挽救中國佛教衰頹的局面。他在1873年第一次來到中國時,，就體會到中國佛教界已經日漸消靡,。小栗棲香頂指出，當時的中國佛教界已經紀律松懈,、貪圖利益和佛理不通,。

他在《北京游紀》里記載他去天津大悲院的見聞，“僧二人在佛殿前,，就桌子,，相對吃魚肉。吃了,，主僧禪法引接”,。之后他來到高僧的房間，打算與其攀談,。這位僧人“床上放著兩個枕頭,，點著小玻璃燈，把鴉片讓與我吃,，我曰：‘不會吃,。’”

正是中國寺院已經糜爛到這樣的地步之下，日本的僧人開始主動來動中國進行傳教,。雖然這里面有些人是以此宗教身份來進行軍事戰(zhàn)略工作,，但大部分的宗教僧侶還是希望能夠通過純化中國佛教來增強中國的力量，以報答中國對日本的文化傳承之恩,。

小栗棲香頂在1874年返回日本的時候，他向日本政府不僅報告了日本僧伽在中國傳教的可能性,，也報告了可以聯合中,、日、印的佛教徒促進世界佛教的復興,，建立一個大的佛教聯盟,，以此來保護東亞國家免受歐美人的欺凌。

 中國人對日本佛教的反應

雖然日本人開始在中國積極建立日本寺廟并宣傳日本佛教，但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對日本的這一舉動并無反感之處,。究其原因,，恐怕還是因為日本佛教比中國佛教強出許多。他們在梳理日本明治維新何以能夠成功,，一個蕞爾小國何以打敗泱泱中華帝國的時候,，發(fā)現了佛教在其中的貢獻。如宋恕就在給他的老師俞樾的信里感慨,，日本佛教“宗分十四,，論師輩出，依然蕭,、李時代”,。民國時期的四大高僧之一的太虛也曾說過：“日本勃興，實佛教為原動力,。”

于是,，中國的宗教界人士和知識階層開始積極廣泛地向日本佛教界進行學習。試圖將自己的國家拯救于水火之中的想法,，使不少士人對日本的迅速強大產生了艷羨之心,，艷羨之心則使不少士人對日本的佛教也有了愛屋及烏的好感，看看東鄰,，反觀自己,，有人感嘆萬分地說：“今之日本，文明之度勝中國,，非但億兆之與一比例也”,，他們嘆息：“日人之評中國曰：‘文明早已過去，六經早已掃地之國',，見鄙薄如此,，真可憐矣”，于是,，他們透過強大起來的日本看日本的佛教,，錯以為日本的佛教促成了一個嶄新的日本，那么,，中國像日本一樣提倡佛教也可以塑造出一個強大的中國來,。讀當時人的日記筆記游記，我們發(fā)現,，一個又一個的文人到東鄰時,，都要問一問佛教的事情，其實,，一半是在那里尋一尋失落的舊夢,，追憶往時的“蕭李時代”,，一半是在那里探一探新興的風向，在這里覓一個復興的途徑,。

蔡元培：中國僧人當娶妻以通心里

即使到了1895年甲午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之后，這種學習的勁頭不減反增,。在1900年,，蔡元培讀了日本僧人井上圓了的著作后，大發(fā)感嘆,，認為中國的佛教應該仿照日本東本愿寺的規(guī)章制度來改造中國佛教,，他寫下了著名的《佛教護國論》，在其中他認為可以讓中國僧人吃肉增強體質,，甚至可以娶妻以通心里,。之前中國士紳和宗教界最看不起日本僧人可以娶老婆，此刻卻也被中國文人當做了日本得以富強的基礎,。這在一個側面也可以反映出當時中國人對于日本是怎樣的一種崇敬心理,。

在這種思維的驅遣下，在1905年的杭州,，甚至發(fā)生了一場著名的“廟產風波”,。這場風波的的經過究竟如何，究竟對當時的中日兩國產生了什么影響,，且聽下回分解,。

參考文獻：葛兆光《西潮又東風—晚清民初思想、宗教與學術十講》,，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霍姆斯·維慈《中國佛教的復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小栗棲香頂《北京紀事·北京紀游》，中華書局2008年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