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今天是丁玲逝世30周年,。丁玲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史上繞不過去的女作家,，一生充滿了傳奇與坎坷。時至今日,，依舊有很多人對丁玲晚年的態(tài)度感到大惑不解,，飽受摧殘的她為何在文革結(jié)束被平反之后選擇了緘默而非控訴？今天我們來聊聊這個話題,。

 

1981年9月出訪美國時,，丁玲與一些海外人士有過一次“不愉快”，丁玲后來寫在《養(yǎng)雞與養(yǎng)狗》一文中,。這些海外人士以為,，一個在國內(nèi)失去了20多年寫作自由和近10年人身自由的著名女作家，一定會發(fā)出強烈的控訴聲音,。然而,，控訴沒有出現(xiàn)。

那是一次聚會,，在坐的大半是華裔,，丁玲一出現(xiàn)就成為中心。話題落到了丁玲在北大荒喂雞上,，一位太太替她打抱不平：“真有這事嗎,？太豈有此理了,！”丁玲卻平靜地回答道：“養(yǎng)雞也很有趣味，在生產(chǎn)隊為國家包養(yǎng)幾百只雞也很有意思,，孩子,、病人、太太們每天都需要有高蛋白的雞蛋嘛,！”

這樣的回答顯然與問者的期待相差甚遠,，以致有人當(dāng)場質(zhì)問，“一個作家,，不寫文章,，卻被罰去養(yǎng)雞，還認為養(yǎng)雞很有趣味,，我真難理解,，倒要請教丁女士，這’意思’不知從何而來?”接著有人建議丁玲把“一生遭遇,，化為文章,，實是可以教化一代人士；若能在美國出版,，一定是非常暢銷,。”

丁玲斷然拒絕了把個人苦難變成暢銷書的提議，而且不喜歡這種氣氛因而借故離開,，她躲進另一房間,，兩位太太正在那里談養(yǎng)狗。丁玲描述了整日與狗相伴的闊夫人空虛寂寞的生活,。丁玲對自己在社會主義國家被罰養(yǎng)雞很淡然,，對資本主義國家的闊夫人的養(yǎng)狗生活卻看不慣，以致懷疑自己在《天方夜譚》,、《搜神記》或《聊齋》里,。

邀請丁玲訪美的聶華苓從另一個角度記述了“丁玲不控訴”。聽丁玲,、陳明夫婦輕松地聊起反右,、文革時的故事，聶華苓的美國丈夫Paul大惑不解：“我不懂,。受了罪,，挨了打，坐了牢,，沒有一句怨言,，還笑得那么開心，好像談的是別人的事,。中國人,，中國人,，我永遠也不了解。”

丁玲對于她的受難史確實談的不多,。在北大荒的某段日子,，丁玲掏糞水、鏟苞米,、秋天雙腳裂口子疼得不敢下地,，卻只是在日記中簡略記述，在后來的文章和講話中只字不提,。她寫過《“牛棚”小品》,，但后來表示“我自己今后的道路不是《‘牛棚’小品》,，我只是偶一為之,。”

李向東、王增如版的《丁玲傳》中也提到,，丁玲不為人理解甚至不被認可的就是,，她遭受了那么大的冤屈，怎么不悲戚,，不控訴,，不怨恨？他們給出的答案的是,，丁玲認為,，與黨和國家的前途命運相比，個人總是渺小的,，作家應(yīng)該拋棄個人的痛苦哀怨,，用作品激發(fā)民眾的熱情，一起投入四化建設(shè),。

早在1975年11月,，她就在致蔣祖林的信中說過：“一個大的運動，一個大革命的進程中,，總會有某些人吃了一點苦頭,，某些人沾了一點便宜”，“把這些作為革命,，特別是革命前進中的不可避免的現(xiàn)象去看,，就沒有什么憤憤不平，就沒有什么可埋怨的了,。”

丁玲不光自己不愿控訴,，也不太愿意看別人控訴，比如她對傷痕文學(xué)就頗有微詞,。1982年7月回答《延河》記者提問時,，丁玲又說：“不能只看到個人有傷,，難道黨沒有傷？國家沒有傷,？……住房破了,、漏了，你不去補漏,，還要去戳,，不是漏洞更大了么？”

丁玲為什么不控訴,，她自己和《丁玲傳》的作者都將原因歸結(jié)為性格因素,，即樂觀、孤傲,、大氣倔強,、不服輸。比如,，《丁玲傳》說,，反右派斗爭之后，一大批文化名人下放到艱苦邊遠地方勞動改造,，但是以樂觀昂揚格調(diào)描述改造經(jīng)歷的,，只有丁玲和她的《風(fēng)雪人間》。

她說：我們“不是那種一打就倒,，一打就跑,，吃安眠藥、上吊的人,。這就與灰色的人生觀劃清了界限,。”

但我認為，性格不足以解釋這個革命史上的“丁玲現(xiàn)象”,。比如為什么丁玲以“右派”身份被打倒,，平反復(fù)出卻成了“大左派”？畢竟像那個年代的所有知識分子一樣,，她的受難不僅包括身體上的痛苦,，更是精神上的打擊。被領(lǐng)袖打倒,、被革命拋棄之后,，為什么她對領(lǐng)袖依然維護有加，對革命依然熱愛如初,？

李陀在《丁玲不簡單》一文試圖回答這個問題,。李陀認為，丁玲拒絕控訴說明了“壓迫/反抗”這一敘事方式不能準確描述知識分子在毛體制下的境遇。從二十年的苦難中被“解放”之后,，丁玲沒有對革命的邏輯進行反思和批判,，反而繼續(xù)運用毛式話語。李陀說,，平反之后丁玲的“心里話”無論怎樣誠懇和大膽,，都是某種毛文體的再生產(chǎn)。

丁玲在延安整風(fēng)中徹底放棄了早期的歐化語言,，和來自五湖四海的知識分子一道進入毛文體,，“并在毛文體的各種形式的再生產(chǎn)中奉獻了自己的一生。”李陀稱之為延安整風(fēng)的最大成績,。

李陀提出“文體”范式來取代“壓迫/反抗”范式,，但他同樣需要回答：“如丁玲這樣有著倔強的個性、一直以反抗現(xiàn)存秩序產(chǎn)生寫作激情的人,，為什么一旦進入毛文體的話語秩序就再無反心,？”

 更大的問題是，“文體”說太形而上或太抽象了,。李陀認為“壓迫/反抗”的敘事方法把歷史修剪地太整齊,，所以試圖講從丁玲身上挖掘一個更“復(fù)雜”的故事，但提出一個過于抽象的新概念,，可能會走向另一種簡單化。

從我的閱讀感受來看,，丁玲之所以不控訴,，有一些很世俗或現(xiàn)實的因素被人們忽略了。

比如,，丁玲在美國要表現(xiàn)革命立場,，要講養(yǎng)雞比養(yǎng)狗更優(yōu)越，不管她內(nèi)心到底怎么想,，其實還有“家丑不外揚”的組織紀律在約束著她,。丁玲的訪美散文既是個人的文學(xué)作品，也是面向組織的思想?yún)R報：我在美國說了什么,，我怎么評價美國,。

丁玲與周揚的仇恨眾所周知，丁玲自己在國內(nèi)也從不避諱,，經(jīng)常大談周揚的“宗派主義”,。但出了國就不一樣了，丁玲有一次在作家支部會上發(fā)言說：“我到美國去,，多少人問我,，你怎么打成右派的，周揚怎么整你的？他們都是明知故問,，就想從我這里撈一點去,。我是包庇這些人的，我說沒有這么一回事,，我不能讓美國人看笑話,，這是我們黨內(nèi)的問題。”不給祖國抹黑,，不給“敵對勢力”提供可乘之機,，這是丁玲想要表現(xiàn)出來的姿態(tài)。她跟李銳聊天時說：這也算是不辱使命吧,。

丁玲訪美時,，她的“歷史結(jié)論”還未糾正，榮譽還未完全恢復(fù),。她不可能不考慮到這一點,。那兩年丁玲在見外國人時確實很謹慎，怕授人以柄,，“為再來一頓棍棒做口實,。”“難道20多年還不能得點經(jīng)驗教訓(xùn)？不學(xué)一點乖嗎,？”（1981年6月4日丁玲致宋謀瑒信）

組織紀律,、歷史教訓(xùn)都是丁玲在談?wù)摽嚯y史時不得不顧忌的因素。至于后來丁玲再次風(fēng)光起來之后,，為什么突然從“右派”變成“左派”了,。其實自從延安整風(fēng)之后，丁玲和后來的大部分“右派”一樣,，從來就不是真正政治學(xué)意義上的右派,。我們把丁玲這樣的“右派”看做“不得勢派”、“不聽話派”,、“撞槍口派”乃至“倒霉派”更貼切一些,。

丁玲在晚年之所以離不開李陀所說的“毛文體”，反而為它添磚加瓦,，比如批判“精神污染”,，一方面可能確實思想被格式化并重裝之后很難運行新系統(tǒng)，另一方面則是她人生最輝煌的時刻是在“毛文體”之下達到的,。我們可能希望丁玲在反思過去時可以回到“莎菲女士”,，因為莎菲代表“五四”。但對于丁玲來說,，莎菲只是她青年時代的迷惘,，她的生命巔峰是1949年前后,。

當(dāng)時她已從延安整風(fēng)的考驗和陣痛中走出來，人生進入“革命作家”新階段,。為了“不辜負毛主席的希望和鼓勵”,，寫出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當(dāng)時毛澤東夸丁玲“名字是列在魯,、茅,、郭一等的”，丁玲終身對這句話都津津樂道,。后來《太陽照在桑干河上》獲得斯大林文藝獎金,，更是被視為丁玲一生創(chuàng)作生涯的最高成就。據(jù)身邊人回憶,，建國初期,，丁玲對國統(tǒng)區(qū)作家經(jīng)常表現(xiàn)出一種優(yōu)越感，“她可以自傲于他們的就是她參加了革命,，而那些人沒有這種經(jīng)歷,。”“她有一種解放區(qū)來的高人一等的潛在心理。”

革命給過她苦難,，也給過她輝煌,，最重要的是，革命讓“作家丁玲”成為“革命作家丁玲”,，她怎么可能控訴革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