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15年10月9日,，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于北京病逝,。鳳凰歷史頻道特邀請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教授高王凌先生撰文，追憶與杜潤生相交往事,。本文原標題為《杜老教我做調研》,，文中小標題為編者所加。

原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和國務院農村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

噩耗從一早就不斷傳來,，有學生關心他們的太師傅,，有江湖上朋友問詢追悼會消息，還有約稿的好幾家……

若論起我與杜潤生杜老的個人交往,，以至被稱為他的“關門弟子”,，甚至“千里傳音”讓我代領某一獎項……這一切，大概都始自二十五年之前,。

杜老指示我做農民“反行為”研究

那時候杜老剛剛賦閑，大家都很關心,。一天回到家里,，弟弟小蒙——他是我推薦給領頭大哥，后來成了糧食改革的專家——征求我的意見,，我遂答以：“寫書”,。因為這是最方便的一種形式了,，而且農村改革十年以來，有多少經驗教訓值得總結啊,。自然,，這須從“十年”，上溯到“三十年”,。結果,，幾位朋友都有相似的想法，所以就由杜老親自掛帥,，成立了一個“研究小組”,。

參加的人前后有陳錫文、小蒙（小高）,、大高,、謝揚、林毅夫,、曉犁,、南生、道峰,、小煥等人,。在“九號院”（清代禮王府），我們曾召開一系列小會,，就許多歷史問題逐一展開討論：“土地改革”,、“新民主主義的放棄”、1953年,、“統(tǒng)購統(tǒng)銷”,、55年的“危機”和集體化“大風暴”……等等。

記得第一次,，是錫文和我們兄弟兩人一起去二十二樓杜老家,，他拿出新出版的史料，跟我們談土地改革問題,。說到大家都未曾注意的土地改革的第三層含義：“重組基層”（詳見《杜潤生自述》）,。聽了使人振聾發(fā)聵。他還留下我們吃飯,。

后來我給小組提供了有關土改的文字,，為幫助大家“回憶”，羅列了不少史料,。杜老不太滿意,，但他并不明著批評我。那些日子我為此睡不好覺，做惡夢,。記得第一次跟杜老出去開會,，有一位太行出身的老干部還給我出主意。也有兩個大牌的部長見我是生面孔,，質問我：為什么（跟杜潤生）做這些研究,？他們什么理兒不懂？我只好說是因為“饑餓”,。他不再吱聲,。后來崔曉犁告我，他有一個兒子插隊時即死在雁北……

我很久以后才意識到,，正是因為有杜老這樣一位當事人的參加和批評,，我們都在無形中有了一位難得的老師。當然,，杜老給我的教誨還不止于此,，在日后我為他寫回憶錄時，更涉及許許多多我不懂的國民經濟問題,。近十幾年來,，有些學者看好我的當代史研究，其實,，這離不開我的這位老師,；而且從那時候起，可以說,，我們就開始了一個系統(tǒng)研究,；當然，還有一條就是我肯于下鄉(xiāng)調查,。

其實,，這也是他“指揮”我去做的。這就要說到所謂“反行為”研究了（反行為,，即面對不符合自身利益的公社制度時,，以“反道而行”的行為來消解這項制度——編者按）。很長時期有一種觀點,，好像農民是信服“集體化”,，是上級“要怎樣他們就怎樣做”的，我不同意這種觀點,，在小組會上脫口而出：農民是有他們的“反行為”的,！

就因為這句話，杜老說：過去對于政府方面的做為,，農民群眾是有反應的,，總要有辦法,，來對付、應付的,。這是農民對這段歷史作出的正面貢獻,。他指示我專門去做此項調查研究,。

為此我們選了一個點：山西太谷,。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曾在太谷插隊,，除了那個村子以外還在另一個村工作過,，認識了省級勞模游墨則,。只有一個地方,，感到調查還沒有把握，因為我以為“反行為”是國外社會科學的一句通行用語,，實際上它是我的一個“直覺”（很久以后法國社會學家對此大表贊同）,，以前從沒有過。它能否被證實,，就是第一個大問題,。

太谷還是杜潤生的家鄉(xiāng),，有不少親朋故舊,，比如老縣長要進之，就是他的同學,，抗戰(zhàn)時期的老干部,。他首先就肯定了我們調查的那些東西是存在的,，還幫助我計算了當地農民能夠從集體手里拿走多少糧食,。具體說,，其比重大約有20%,。

這一點也為杜老所接受,，并在日后應用于全國的數據估算,。前一兩年，我在一次經濟學會議上,，當眾對林毅夫說出，他因為是第一次聽說,，還感到震驚。

經過太谷的第一次調查,，我心里有了底,，就給杜老打長途說：我們的研究可以立住了,！

回到北京后,，我給他做了詳細匯報。他親自出馬,，帶我一起去某大牌基金會,，遺憾的是我們沒有得到批準

第二年我又去了太谷,，杜和我相約在那里見面，他表示這是最后一次回家鄉(xiāng)了,。那天見面的,，還有他的90多歲的舅媽,。據說杜很小就父母雙亡,，是為舅舅舅媽養(yǎng)育大的。所以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出生日期,，只知道是1913年（現在通行的說法都是編的）。我曾經采訪過這位老人,，她是董村人，離我插隊的西吾很近,。她很感慨怎么當年自留地的產量比集體地里要高上幾倍！這正是杜老所說的“自留地效應”,。因此包產到戶可以增產,，他早就了解了。有同人說,，杜潤生一開始不同意包產到戶,，這怎么可能呢,！

杜老的故鄉(xiāng)陽邑，始建于春秋時期,。第一次去的時候,，我曾受托去那里看了他家的房子。一個精致的小四合院,，可謂書香門第,。他打算把它交公。近年縣里來人表示,，要建立一個杜潤生紀念館（另建一個白居易書院）,。還征求我的意見,。

以后差不多每次出門調查,，我都要向他請示匯報（通常我是很快地寫出一個調查報告,，提交給他）,。印象里最有趣的是云南,。他讓我找省農委的一位負責人梁林,，首先的一個問題，就是云南的合作化是真的還是假的,？這多有意思,！

后來我去廣東,，他讓我找了他的老朋友省農委負責人杜瑞芝,。我在北京就認識了杜瑞芝,。他給我講了很多有趣的故事（關于當初鄧小平是否不贊成包產到戶，我寫在了另外一篇文章里）,，并給我以調查指導。這些就是我們調查的重點地區(qū),。

有關“反行為”的研究著作,，終于在2013年出版了（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我?guī)状翁岬?，這是我跟杜潤生二個人的共同研究，這并不是夸張,。比如,，大饑荒以后農民“兩面政策”，就是他的提法,。有一次他還說了一句：不要把小帽子扣在大腦袋上,。過了幾個月我才領悟，是說在反行為中,，不要只盯著“瞞產私分”和“偷拿”上面（“包產到戶”等制度修改也很重要）,。

我年輕時，以清代經濟政策研究獲得路思基金資助,，訪問了美國,，其中糧食部分曾經小蒙呈交杜老，很久以后他說還記得此文,；退休前我訪問了法國高等研究院（也是很高的榮譽）,，演講內容即反行為的理論部分。

杜老痛刪回憶錄“點睛之筆”

我們的研究小組,，不僅引致了“反行為”研究,；直接的一個后序就是為杜老寫回憶錄。

1998年,，我們在西樵山為杜老的回憶錄通稿，其中有一段杜老說：

那時候（1953年初）陳伯達是毛澤東的大秘書,，幫他讀原著,，發(fā)現西方的工業(yè)化之前，有一個“工場手工業(yè)”的階段（《自述》出版時印成“工廠手工業(yè)”,，有誤）,。他說，手工工場是馬克思說的,，是一個偉大的創(chuàng)造,。毛主席所以強調辦手工合作社，是可以不等工業(yè)化,、機械化,，不等外國援助，自力更生完成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

這時他說,，馬克思主張“組織農業(yè)生產大軍”。我說：這不是“勞動營”了么,？當下他很不高興,。

感謝賈寶蘭把這本書稿拿到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盡管在這一版本里，“勞動營”一句,，是見不到了,。

在廣東通稿的時候，杜老已經預見到這點,，打算主動刪去這幾個字,。我覺得它太重要了，是畫龍點睛之筆,。杜老遂對我說,，將來你找機會把它補上吧！現在,，我可以告慰他老人家說,，這一任務已經完成了（參見《炎黃春秋》2012年第2期；馬國川在《風雨兼程》中也寫到這段）,。

在我看來,，這才是真正的分歧所在。杜潤生的這段話是他思想的精華,。弄明白這一思想,，就可以解釋中國集體化中幾乎所有那些重大問題了。這里問題的關鍵,，并不在于農業(yè)工作不好監(jiān)督,，監(jiān)督再好，勞動者一樣可以有“反行為”（杜老所說農民磨洋工,，以及工人控制勞動進度,、產出殘次品等，皆是）,。另一方面,，我們也就可以明白，毛澤東為什么那么喜歡“大呼嚨”,，為什么始終反對“包產到戶”了,。

那時候，杜老的前秘書給我拿來一批文件,，都是國家領導人征求他的意見的,，很難回答的一些問題。我也曾打算就此寫一篇“杰尼索維奇的一天”（未果）,。

來西樵山來看望杜老的,，除王岐山與我年齡相當外，林若、張根生,、吳榕,、杜瑞芝等都是老人。為這本《自述》,，曾有幾位當面向我表示感謝,。

杜老“以陰柔致天下”

下一個問題比較重要：杜潤生到底是什么人物？他是一個“經濟學家”么,？現在坊間的文字多這么說,，甚至說農村包產到戶改革的勝利就是某種“經濟學”的勝利。對此我可不敢茍同,。

歸根結底,，農村包產到戶改革是出自“知識分子精英”，還是其他什么——比如農民,？——其實,，無論王耕今（發(fā)展組在農經所的頂頭上司），還是杜潤生,，在他們看來,，農民比咱們都聰明，智慧是來自那里,。“包產到戶”,，就是他們“拱出來”的。

我對八十年代的反思中,，批評了不少改革派同仁,，以為“我們”以“文化革命”的方式，“大轟大嗡”,、“以多求勝”……其實都錯啦,。

但是有沒有一條正確的“路線”，或者說正確的選擇呢,？我覺得可能還是有的。那就是杜潤生的做法,，我現在姑稱之為“以陰柔致天下”,。

我以前沒有想到這些。直到最近,，才知道“農口”的同仁對杜老有著那么多的批評,，有的還很不客氣。比如,，有人說1980年初那次國家農委會議上,，杜對包產到戶就另有看法。而據我了解：1979、1980年初國家農委的兩次會議上,，杜處心積慮,，包括安排安徽農委周曰禮做長時間講話。杜老首先定調子發(fā)言,，從文字表面看,，并沒什么——多年后老同學李銀河的媽媽人民日報農村部老部長李克林對我說，我們可明白他要干什么,，可興奮啦（農村部何燕凌在座,；這些人都是堅定的改革派）！——這里涉及杜潤生的政治手法和特定立場,，對于只有文化革命“大字報政治經驗”的人來說,，就很不容易理解。

我不由得想起幫他整理“自述”時,，他不止一次說到這次包產到戶改革的方式,，是不打棍子、不扣帽子,，所有那些反對者,，一個都不處理，包括罷官的,，也是平調,，甚至調到中央來做官。

我現在才大膽把這些上升為一種“政治理念”,，所以我給老朋友宋麗娜寫信說：有沒有一條杜潤生的路線,，依靠“說服”，而不至于“魯莽滅裂”,？

我后來跟杜老熟了,，每每想到，他并“不是一個政治（活動）家”,。杜常常被視為“經濟學家”,，他好像也認同了。做事有分寸,，不越界,，講究保持其黨內和部門內的“發(fā)言權”。與今天的“公共知識分子”有別,?？赡苡腥藭榇溯p視他，其實他極富政治頭腦,。要不怎么說他是某公的左膀右臂呢……

所以我的老同學,、曾任香港證監(jiān)會主席的王沅說：杜老不僅僅是個經濟學者,，而是一位通達的政治家。

當然,，日理萬機,，人也不免有操作失誤，在有些地方（如經常把秘書拋在一邊）,，杜也像他的老領導鄧子恢,。在我看來，對杜的認識,，很多人還不如李克林,。

不再能向杜老當面請教的還有很多，比如我今年啟動的“統(tǒng)購統(tǒng)銷”研究,，通過它我明白了杜老和鄧子恢為什么持有不同意見,；也重新認識了“新民主主義”，深化了以前的研究,，還發(fā)現了“去貨幣化”的大問題……

傳說杜潤老曾經說,，他這一生是無悔的。很可能吧,。但我還要說,，歷史是很難寫的，現在的“大數據時代”要求收集“全元素”的史料,，而非經濟學之剔除其他,，一意尋求決定性的關鍵因素。

杜老就曾私下跟我說：中國的（農村）經濟改革是不是過于成功,，反而阻礙了其他路徑的選擇,？這樣思考問題，就很難能可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