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洪波,，資深媒體人
一個人,，另一個人，另一個人,，他們與國家的距離是相等的嗎,？
想到這個問題時，我會想到古代國家與現(xiàn)代國家的差異,。一個古代國家與一個現(xiàn)代國家,，國民與國家的距離具有顯著的區(qū)別。當(dāng)代世界,，并非所有國家都處在現(xiàn)代形態(tài)（也許換一種說法,，可以說當(dāng)代世界各國有各種特色樣式的現(xiàn)代形態(tài)），因此,，人們與國家的距離也是大不一樣的,。
但我想，問題可以縮小到國家之內(nèi),。在一個國家里面,，不同的人是否與國家等距離,？不同的行為與國家是否等距離？
我看到《海峽都市報》11月29日令人震驚的報道,，“老母猝死貧困兒無錢安葬,，含淚沉尸河中”。這個標(biāo)題中的“貧困兒”概念,，使我以為無錢葬母的是一個未成年人,，但內(nèi)容告訴我，這是一名28歲的工人,，從安徽到福建南安打工,。28歲的青壯男子，靠勞動謀生,，會連安葬母親的費用都拿不出來,？我寧愿相信這是一個謊言，人們心靈也許能夠稍稍得到安慰,。但這卻是事實,，這名工人一個月可以獲得大概400元至500元的收入。人的遺體需要火化,，這是合法的處理,。火化一遺體的費用至少需要1000元,，他至少需要兩個月不吃不喝才能夠使母親的遺體得到“合法”處理,。于是他將母親的遺體“水葬”了，用編織袋和石頭沉入河中,。
這個28歲的青年,，不是一個懶漢，卻是一個事實上的“不孝子”,。不孝并非他的意愿,，卻成了他未能逃脫的定數(shù)。他不是人間悲劇的制造者,，但人間悲劇假手于他呈現(xiàn)出來,。他的勞動是如此廉價，廉價到無力安葬母親,。守法是需要代價的,，對于他來講，就是出1000元錢去火化母親的遺體,。而這名勞動者出不起這個“守法錢”,。
出不起“守法錢”的這名青年，理所當(dāng)然地受到了刑事拘留。他涉嫌侮辱尸體,。尸體要得到有尊嚴(yán)的處置，法律是如此人道,。公安機(jī)關(guān)迅速出動,，追究了一起侮辱尸體的罪行，執(zhí)法是如此果決,。這是懲處一個涉嫌犯罪的行為,，但事實上懲處的是一個人守法的能力。守法的最低成本是1000元,，于是一個沒有能力出1000元的人被懲處了,，這個出不起1000元的人并不是游手好閑之輩，而是一個工人,，他揮汗如雨,，他淚下如珠。
這名涉嫌辱尸的工人,，這個背負(fù)不孝的兒子,，當(dāng)他將母親沉尸河中以后迅速被刑事拘留，由此體驗國家與他的距離其實是多么臨近,。一個人可能是呼天不應(yīng),、叫地不靈的，但國家卻就在他身邊,，甚至他就在國家的身體里,，所以他不能違反國家的法律，國家會告訴他什么叫違法必究,。
除了迅速刑拘,，國家是否以其他形式顯示了自己與這名貧困工人的臨近關(guān)系呢？當(dāng)他已經(jīng)成為“不孝之子”并被刑拘之后,，南安市一名原民政部門負(fù)責(zé)人說,，其實南安辦理喪葬手續(xù)，費用不會很貴,，最低1000多元即可辦理火化,。泉州市民政局副局長杜樸生表示，泉州各級民政部門雖沒有設(shè)置專項基金用來補(bǔ)貼貧困百姓的喪葬費用,，但若有困難的家庭,，并能提供一定貧困證明(如低保戶等)，無論本地外地,，都可以向民政部門提出申請,。
從民政官員的說法，可以看到國家還是為貧困的人們不至變成不孝之子提供了門徑的。不過,，站在那個外地打工青年的角度來看,，他怎樣來衡量這一段“溫馨的距離”呢?；鸹枰?000元,，這個不貴的費用他是知道的，只是拿不出,。雖然一次有尊嚴(yán)的安葬并不只是“依法火化”,，但哪怕只是“依法”一下，都是他不可承擔(dān)的費用,。向民政部門提出申請,，沒有專項基金；提供低保戶等證明,，他并不是低保戶,。這個溫暖的距離，他走得到頭嗎,？事實上他走不到頭,，心理上他根本不會開始去走，他會認(rèn)為他的困難應(yīng)當(dāng)向國家提出嗎,？
一個無錢葬母的悲劇,，發(fā)生在一個苦力身上。執(zhí)法部門護(hù)衛(wèi)了國法神圣,，民政部門說出了一條溫暖卻無法行走的道路,。一個人與國家的距離就此被丈量出來，面臨困難時與在觸犯規(guī)條時,，溫暖與冷峻,，扶助與懲罰，國家有時很遠(yuǎn),，有時很近,。有時它呼叫不靈，有時它不期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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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劉洪波
編輯：
張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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