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琳
4月24日晚，就4月22日發(fā)生在四川峨眉山市峨山鎮(zhèn)保寧村的四村民“自焚”事件,，峨眉山市召開新聞發(fā)布會,，副市長張建紅表示，這次沖突并非因為正當訴求無法實現(xiàn)而向政府表達意見,，而是“少數(shù)人為了個人的不正當利益要挾政府”,。（4月25日《新京報》）
村民的“自焚”在官員眼里成了“要挾”，這并不令人吃驚,。在官民沖突中,，官員本來就是沖突的一方，自我辯護乃是本能,。對于沖突來說,，任何一方的指控或辯解都只具參考價值。當下的官民沖突最大的問題就在于，缺乏一個中立的第三方來審時度勢，并給出獨立判斷,。當官方的結(jié)論就是最終定論,，在官民沖突中，民眾的輸家角色已成定局,。
這場慘烈的“身體要挾”終以四群眾被刑拘，二十名違法人員被傳喚而收場,?！吧眢w要挾”如此不堪，副市長情何以堪,？當弱勢者要以自己的身體來要挾政府,，這已然表明，為權利而斗爭到了最后的時刻,。但很不幸,，這種弱者對強者的“要挾”也不管用。
公民害怕強權,，政府憂心刁民,。強權有之，刁民亦有之,。濫權之禍遠甚于刁民之害,，這是常識。公權力背靠強大的國家機器,，公民無從挾持,，只好挾持了自己的身體。正如官員口中的“要挾政府”可另作解讀,，所謂“不正當利益”同樣也值得推敲,。個人利益并非都是“不正當利益”，村民的“不正當”性何在,，官方?jīng)]有說明,。倒是張副市長解釋了，“除干部處理可能有些不當外,，這次事件中群眾的訴求主要是歷史遺留問題,。2003年的拆遷因為當時政策沒能較好地解決，如今在套用新政策解決老問題時,，部分群眾不接受,。”
從這段說辭中,，我們倒也無法推斷村民要捍衛(wèi)的就是“合法利益”,。但我們知道了,，這事屬“歷史遺留問題”，而并非村民無理取鬧,。干部既有“處理不當”,，就該有錯必改，校正不當,；部分群眾不接受,，就該放下身段來響應村民意見，與村民平等協(xié)商,。如政府該做的都做了，還無法與村民達成一致,，就應訴諸司法,，尋求法律救濟。政府理應具備這樣的理念:政府所為并非一定正確,。行政決策可以也應接受司法的審查,，并在為司法所確認時，借助司法的強制力來保證實施,。當然,，司法也應成為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最后管道。前提是,，司法機關擁有制約行政權的能力,。
但遺憾的是，司法的獨立性常常被地方黨政主要領導遮蔽,。當公民意識到無法基于司法來尋求正義時,，就會自覺尋找能夠最終解決問題的辦法:或向更高的權力上訪，或制造群體性事件,。后者的現(xiàn)實依據(jù)在于,，過于注重的“維穩(wěn)”機制變相鼓勵了“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身體要挾”的實質(zhì)是“身體維權”,，即通過極端的身體傷害來換取媒體的關注,，從而制造強大的輿論影響力，反推問題的解決,。
但在維權無望的境況之下,，“身體維權”就會變成“自殘”——權益依附于身體，身體是權益的享有者,，當公民的合法權益被地方官員掠走之后,，身體也就沒了意義,。讓公民在權益遭到侵害之后，也有討回的希望,，是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必備要件,。從此意義上說，維穩(wěn)就是維權,。而要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地方政府的侵害,，就必須擁有一個獨立于政府的裁判者。
“身體要挾”是權利的最后抗爭,，這背后的根源,，是司法已被地方黨政機關挾持。司法本應是社會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更應是社會沖突和官民矛盾最有效的“減震器”,、“解壓閥”。地方黨政機關本不必站在社會沖突的最前沿,，并自行扮演裁判者的角色,。釋放被挾持的司法救濟，變革中的利益沖突也就能在法治框架內(nèi)獲得緩沖,，而不致釀成重大的社會震蕩,。
（作者系海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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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王琳
編輯：
霍默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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