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8月,，原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所長杜繼文回憶起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的一個荒誕場景——在“大師”張宏堡的報告會上,，數十位老將軍魚貫而入,，擠滿最前幾排，聆聽臺上人的教誨：“我就是你們的父親,，你們必須像兒子對待父親一樣尊敬我?！?/p>

在“大師”離席時：老將軍們如賽跑,，競相沖到臺上，搶坐“大師”的椅子,，爭喝杯里的剩茶,。

這是《南方周末》不久前的一篇報道中的片段，這篇揭示《“大師”背后的大人物》的文章,，為我們描述了一幅權力為“大師”瘋魔的圖景：

“到1980年代中期‘氣功熱’走向高潮時,，‘大師’與干部的結合已無處不在。作家陳放回憶他目睹的一場張宏堡發(fā)功會,，到場副部長近20人,，廳局級干部約200人，處級以下干部甚至被拒絕參與,?！?/p>

想象下當時的場景，滿堂朱紫追捧氣功,，可以稱作尋找“信仰”嗎,？恐怕并非如此，這些高級官員中絕大多數參與過締造共和國,，如果說他們的唯物主義信仰此時業(yè)已動搖,，需要志怪神鬼之類的東西填補，試問舉國上下又有誰的唯物主義信仰會比他們更堅定呢,？

反過來考慮這個問題,，是否有普遍信仰的國家就不會出現非理性的“偽科學”、“邪教”呢,？

事實絕非如此,。在20世紀初的俄羅斯，東正教信仰根深蒂固,，沙皇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宗教的象征,，然而，“妖僧”拉斯普金同樣以“法術”靠近了帝王家,，為皇太子“治療”根本無法治愈的血友病,，最終甚至干預國政。

如果說這還是因為上層路線的偶然性,，當今科技最發(fā)達,、宗教信仰普遍的美國,，也有1000多個邪教組織，英國則有狂熱教派604個,、法國173個,，西班牙全國則共有200個“具有破壞性”的邪教組織。

可見,，以信仰缺失作為“大師”討論的基礎,，本身就是虛妄的。因為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還從未有一種宗教信仰真正占據中國人的頭腦,，即使在1949年之前，中國社會都是毫無疑問的世俗社會,。三千年不問,，只問三十年，無論如何不是一種理性的態(tài)度,。

那么,，老干部們究竟圖什么？《南方周末》的文章給出了答案：養(yǎng)生保健?，F在的王林,，正是在當時被各方邀請治病，時為“人體科學工作組”發(fā)起人的伍紹祖,，還為王林題字——“超于常理之外,，合乎情理之中，發(fā)展人體科學,，造福中國人民”,。

今天輪番倒掉的大師們的手藝,，在30年前的名頭竟然是“科學”,，想來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年輕人一定會覺得不可思議。

1983年,，《人體特異功能研究》出版創(chuàng)刊號,，頭條即錢學森的講話：《這孕育著新的科學革命嗎？》正是在這篇文章中,，錢學森提出人體特異功能的更大范圍是氣功，“更廣泛的還有中醫(yī)”,。

作為人體科學的著名支持者,，錢學森的上述論述，無疑為人體特異功能,、氣功和中醫(yī)加持了一重科學的光環(huán),，即使這些門類樹立起了無數大師，又紛紛倒掉,，其概念本身,，在30年前終歸是在唯物主義的核心世界觀之下存在、流傳的“術”的概念,。

換句話說,，在官方扶持發(fā)展的前期，有權力的支持者們并未意識到“偽科學”和科學的不同,，也并沒有將其向“信仰”的方向延展,。

理解了這一點，再看如上三者的共通之處就顯得清晰了,，其間的發(fā)展演進也是順理成章,。

人體特異功能最先被官方媒體挖掘，公認的標志是1979年《四川日報》報道能“用耳朵認字”的12歲少年唐雨,，此后全國各地紛紛冒頭的“高人”甚至驚動了黨中央,，引來胡耀邦的批示。

此后,，奇人張寶勝的走紅,，反對“偽科學”斗士們的反擊，都圍繞著特異功能是不是魔術雜耍的“術”的問題,，糾結了十幾年,。這些其實仍舊停留在精英認知和分辨的階段，或者說會是對有形的“神跡”的事實批判,。

然而,，真正在中華大地上引發(fā)全民狂熱的卻是之后的氣功大師們,，而特異功能反而退居從屬的地位，逐漸演變?yōu)榇髱煹摹氨Ａ艄?jié)目”,，乃至于王林口中的“娛樂節(jié)目”,，這又是為什么呢？

當我們脫離對特異功能、氣功,，乃至于“包治百病”的中醫(yī)理論本體的事實判斷,，而將其做一個大眾傳播的題材來分析，就會發(fā)現,，三者之間盡管功能指向一處——養(yǎng)生治病,，效應和參與度上卻有著根本性的不同。

簡言之,，是一個“由神到人”的邏輯鏈條,。

人體特異功能本身是以類似“神跡”的方式存在的，其出現的不確定性是認知的前提,，這也是能夠“意念移物”的張寶勝“大師”與敢于吹噓自己在千里之外發(fā)功撲滅大興安嶺大火的嚴新“大師”的本質區(qū)別,。

正是由于其不確定性和特殊性，人體特異功能的神跡被人們吹捧,，卻難以實現復制,，這對于受眾的希求而言,，尤其是科層等級化的中國社會而言，無法實現普惠,，自然感受到饑渴,。

而氣功以特異功能敲門，再進行傳功授法的手段明顯突破了“神跡”的界限,，而與“六億人民皆堯舜”的固有價值觀念暗合,，即只要找對方式，突破科學規(guī)律的自我實現完全可能,，從而吸引“信徒”進入氣功大師設定的話語體系之中,。

上文中提及的老將軍和部長們，無疑就處于這樣一個階段,。

而“包治百病”的中醫(yī)大師們則有著不同的傳播邏輯,，“神跡”本身的塑造并非公開的表演、相對密閉環(huán)境的心理暗示完成的,，而是更大規(guī)模地借用公共傳媒的力量，宣講似是而非的理論和無法證實的治愈個案,，與媒體的公信力捆綁實現由江湖騙子到中醫(yī)“大師”的蛻變,。

對于上述情況的解析，古斯塔夫?勒龐在《烏合之眾》中的論述無疑具有極強的借鑒意義：

“時勢造英雄,，其實英雄只是一個被動的產物,，英雄的出現是必然的，但具體是誰成了英雄,，則是偶然的,。這個時勢造出來的英雄，他必能夠向人們供應幻覺,，因此,，他就能夠很容易地成為那一個群體的主人?！?/p>

如果我們將勒龐的語境由革命這樣一種群體改變命運的背景,，改換為近30年來中國人對于生命、健康,、命運不確定性的共同訴求的話,，嚴新、張宏堡等等“大師”恰恰擔當了這個“供應幻覺”的角色,，而他們的經歷,，不過是已然淪為邪教教主的“同行”李洪志造神過程中的一部分罷了。

可以說,，自大師出現的一天開始,，是否奔向邪教,，只在于大師本人在何時停步。就此而言,，近期被我們口誅筆伐的王林大師,，本身已是懂得做人思危、思變,、思退的“好大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