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首都機場制造爆炸的冀中星，摔死女嬰的韓某，于7月29日被批捕,。同一天,，有消息稱發(fā)微博“炸建委”的女歌手吳虹飛也被警方申請批捕。有媒體把三個案子捏在了一起評論稱：這一系列執(zhí)法行為“將向輿論場發(fā)出正確的信號”,，法律決不可被所謂的“民意”嚇倒,。

但是，7月31日,，吳虹飛的律師稱：吳涉嫌的刑事案件已經(jīng)被撤銷,，改為行政拘留十天，罰款500元,，8月2日釋放,。這才是中國司法機關“向輿論場發(fā)出正確的信號”：司法機關懂得平衡公民言論自由權與保障社會秩序之間的關系，也分得清普通違法與犯罪的區(qū)別,，嚴格依法辦案不是被“民意嚇倒”,，某些人“法律即是嚴打”的落伍見解被中國的司法進步無情地甩在了后面。

7月21日,，歌手吳虹飛發(fā)微博稱：“我想炸的地方有北京人才交流中心的居委會，還有建委”,，之后吳虹飛做了刪帖,，但還是被北京警方立案。在冀中星實施機場爆炸之后,，在微博這個公共平臺上發(fā)布“炸建委”的言論是欠妥的,，但欠妥不代表違法，違法不代表犯罪,。

貝卡里亞《論犯罪與刑罰》里的名言“法律不懲罰意向”,，早成為各國共通的法治理念：法律一般只處罰外部行為，公民的言論只在特定條件下才可構成犯罪,，吳虹飛的言論與冀中星的爆炸行為判然有別——冀固然有值得同情的地方,，但其在公共場所引爆爆炸裝置,，危及不特定的公眾的人身安全，這種行為本身就構成犯罪,；而吳只是在微博上發(fā)布了“炸建委”的言論,。

言論，一般沒有直接的社會危害性,，只在特殊情況下,，才需要依法懲罰。對于言論自由的紅線,，美國確立的標準是“明顯而即刻的危險”,，即當言論構成“明顯而即刻的危險”時，才超出言論權的底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擁擠的戲院里假稱失火,。

同樣,，我國刑法也遵循了“法律不懲罰意向”的原則，只懲罰造成直接社會危害的言論,。我國刑法第291條規(guī)定了“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該罪名的構成要件之一就是虛假恐怖信息必須“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依最高法方面編訂的《刑事審判參考》中指導案例第398號《黃旭,、李雁編造虛假恐怖信息案》，“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是指：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yè)單位正常的工作、生產(chǎn),、經(jīng)營,、教學、科研等秩序被迫停止或中斷一定時間,；或者因行為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引起一定區(qū)域內的社會公眾心理恐慌，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脅,，無法正常地生活,、學習和工作；或者因行為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導致公安,、武警、衛(wèi)生檢疫等國家職能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嚴重干擾,、破壞,，如公安機關出動大量警員對可疑區(qū)域進行查爆排險的,。

黃旭、李雁編造虛假恐怖信息案,，發(fā)生在2003年的“非典”期間,，黃旭為發(fā)泄不滿，編造某公司經(jīng)理出現(xiàn)“非典”癥狀,，指使李雁撥打北京“120”,；急救中心派急救車前往公司所在大廈出診，造成了大廈人員恐慌,。

再比如,，今年5月15日飛往深圳的5架航班陸續(xù)收到炸彈威脅電話；5月17日,，飛往上海的11架航班收到炸彈威脅電話,。“詐彈電話”導致飛機被迫返航,、降落,，乘客從飛機緊急出口逃生，嚴重影響航空安全,。這些“言論”都已對社會造成直接危害,，引發(fā)社會恐慌，超出了正常言論權的范圍,。

反觀吳虹飛“炸建委”的微博,，發(fā)布不久就被刪除，幾乎沒有人從這條微博中感到“恐慌”,，北京建委也沒有被迫停止辦公,；事實上，鑒于吳虹飛在微博上一貫的夸張表達,，很多人認為那就是一個玩笑,。依《治安管理處罰法》就足以懲戒這種不當言論，而不必浪費司法資源去追究這條幾乎沒有社會危害性的微博,。

“表達自由是我們最為珍貴的一項權利,。它是所有其他自由的支撐，也是人類尊嚴的基礎”,。在中國只有“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言論,，才構成犯罪；對刑法任意做擴張解釋,，勢必影響公民的言論自由,，造成人人自危、道路以目的“寒蟬效應”,。

有些人拿著老黃歷看問題,，把一切不妥的言論看成“犯罪”,，遠遠落后于中國司法的進步。法律,，不會向那些對法律有著特立獨行理解的人“彎曲”,；中國的法治進步，不會隨著“申公豹們”的脖子往后轉,。轉載請注明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