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來信之徐賁專欄
我一位在某大學任教的朋友,，在博客里記敘了他參加的一場新聞傳播系新生辯論賽,，正方論點是“新聞自由有利于社會進步”，反方論點是“新聞自由不利于社會進步”,。會后,，他問反方的學生，是你們真的認為“新聞自由不利于社會進步”,，還是抽簽時,，不幸抽到了這個論題？答曰,，抽簽抽到的,。我朋友說，“那我對你們的遭遇深表同情,！對你們抽到如此謬論,，還能努力為之辯護，表示欽佩,！不過,，你們的辯論從頭到尾幾乎全是詭辯，全是歪理邪說,，胡攪蠻纏,，且不乏‘文革’時期‘四人幫’的法西斯專制的腔調(diào)。你們生于‘文革’結(jié)束后十幾年,，卻與‘四人幫’一脈相承,，這讓我感到震驚?！睂λ械摹稗q題”都有公共辯論價值這一點,，我這位朋友表示懷疑，他認為,，“究竟是‘吃飯有利于身體健康’,，還是‘吃屎有利于身體健康’，本來是天理昭彰,，毋庸置疑”,，“只有在一種情況下，吃屎可能有利于身體健康,，那就是,，吃屎的是狗”。
辯論是一種修辭,，從古代開始,，對修辭的語言使用，就一直包含著倫理的層面。有效說服他人的技巧,、技藝或藝術(shù)，雖然是實用性的,，但都要求有“好”的動機,、對他人的“善意”、話語內(nèi)容的“真實”,。所以對演說家的定義是“善于說話的好人”,。離開或背棄了這樣的倫理價值、言論技巧就會成為一種“不正當”的修辭,，一種為達目的可以無所不用的手段,，一種謊言的詭辯或巧言。
寫作和公共辯論的技巧,，總是與說話者的心態(tài)和目的相聯(lián)系的,，而說話者是否真正以無私的心態(tài)和以利他的目的說話，則是一件很難保證,、很難確定的事情,。所以，人們對修辭有一種既需要,，又有所提防的矛盾心理,。說話不能不借助修辭，但是,，過于借助修辭,，卻會令人生疑:是否由于說話者不能動人以誠，他才特別需要依靠技巧,？是否因為說話的其他因素(動機,、用意、目的)有所欠缺,，才特別需要用修辭來掩護,？久而久之，修辭便有了巧言令色,、詭辯,、強詞奪理等負面含義。過分注重技巧的修辭,，往往給人造成有倫理瑕疵,，甚至“巧妙說謊”的印象。
為了避免把訓練學生的辯論技巧引向“巧妙說謊”的歧途,，教師會先告知學生怎樣的論題才有公共辯論的價值,。論題一般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是道德禁止(forbidden)的，反面則是道德必須(obligatory)的,；第二類是道德允許(permissible)的,。在美國社會中，公眾實際進行的公共爭議問題都是屬于第二類的,，如墮胎,、同性戀婚姻、公民擁有槍支,。同樣,，只有第二類才是適合學生思考和辯論訓練的論題，因為第一類論題往往代表一個社會的道德底線和共識,，雖然不是不可質(zhì)疑的,，但往往不是青少年能在簡單的辯論中說清的。因此,，教師絕不會用“可以殺人”,、“專制比民主優(yōu)越”、“新聞自由不利于社會進步”這一類題目去為難和困擾學生,。
教學生言不由衷地辯論,，首先就違背了公共話語必須具有的倫理條件:有“好”的動機、對他人的“善意”,、話語內(nèi)容的“真實”,。就算是他們成功地為“可以殺人”、“新聞自由不利于社會進步”做了辯護,，并且“說服”了對方和聽眾，那也只是進行了成功的說謊,，而成功的謊言又會對人造成怎樣的傷害呢,？
英國作家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記》中講了這樣一個故事:格列佛來到了在他看來尚未開化的馬國。他對馬兒描述文明國度中的“說謊”,，馬兒表示不能理解,。馬兒說:“說話是為了幫助我們彼此了解，接受事實的信息,。如果把不是說成了是,，那么說話也就破壞了自己的目的。你不說真話,，我自然沒辦法了解你,。而且，你把白說成黑,，把長說成短(把惡說成好,，把丑說成美),，你的話不僅不能告訴我什么，而且反而會陷我于一種比無知更可怕的境地,?！?/P>
為不合理的事情辯護，首先已經(jīng)輸?shù)袅说懒x的立場,。辯論訓練的目的是培養(yǎng)學生獨立思想,、價值判斷的能力，否則就有可能將學生陷入一種比無知更可怕的境地,。
(作者系美國加州圣瑪利學院英文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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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張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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