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從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香港開埠到二戰(zhàn)爆發(fā)前,，香港一共經歷了五次在港英籍白人“民主上書”,，要求在香港舉行只有英籍居民參加的選舉；在這一時期占香港90%的華人在香港立法局只有二個席位,，而且他們的作用,，按港督的評價“在立法局里等于零”。

割讓之初的香港：港英政府實行種族歧視政策

鴉片戰(zhàn)爭后，香港淪為英國的殖民地,。根據(jù)1845年6月,，華民政務司首次發(fā)表的人口調查報告，當時港島人口共23817人,，華人22860人,，歐洲人595人，印度人為362人,。華人雖占港島人口的絕大多數(shù),，但大多為沒有經過技術與技能訓練的非熟練體力勞動者，受雇于大量需要簡單勞動力的市政工程,、船舶修造,、交通運輸業(yè)和生活服務業(yè)，備受凌辱和盤剝,，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盡遭歐人歧視與壓迫,。早期港英政府推行不加掩飾的種族歧視政策，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都將華人與歐人區(qū)別對待,，以保護歐人的絕對統(tǒng)治地位,。

港英當局對香港施以法治，以“華律治華”為借口,，沿用清政府的某些酷刑專門對付華人,，如鞭答、烙刑,、穿枷,、割辮示眾等，認為只有運用這些殘酷的刑罰才會對華囚有效,，以確保歐人生命與財產的安全,。華人在港也沒有行動自由。1842年10月4日,，巡理府頒布宵禁令，以盜賊橫行為由,，禁止華人在晚上11點以后外出,。這分明是將整個華人社會當作嫌疑犯來加以防范。后來又規(guī)定華人晚上外出須攜帶油燈,、燈籠和通行證,。

華人居住區(qū)也受到嚴格限制。港英政府一開始就實行種族隔離,、分區(qū)而居的政策,，把中環(huán)維多利亞城劃為歐人居住區(qū)和商業(yè)區(qū)，將華人的活動范圍限定在包括上環(huán)和西營盤在內的太平山區(qū)一帶,，不許越雷池半步,。即使在大會堂博物館的開放時間上,，由歐人組成的管理委員會也進行種族區(qū)分，規(guī)定華人只能在上午進去,，下午和星期天不得人內,。港英政府對華人的歧視與種種限制嚴重損害了華人的利益。宵禁制度使華人無法進行正常的社會與經濟活動,，生計遭到影響,。“日謀升斗者雖然勤奮，乃不能夜以繼日,，生活艱難,，區(qū)的限制也直接阻礙了華人商業(yè)的擴展，給無以為計”,。對華人居住華人經濟發(fā)展帶來極大束縛,。

政治上，華人被長期排斥于港英政府機構之外,，毫無民主權利可言,。英國占領香港后，以直轄殖民地模式建立香港政制,，上立總督,，下設行政、立法兩局,，港督集立法,、行政大權于一身。在港督的高度集權之下,，作為港督咨詢機構的立法局是香港政治面向社會的最后空間,，因而也就成為香港政治勢力斗爭的重要舞臺。即使如此,，立法局議員也一直由英人獨占,。占香港人口90%以上的華人被排斥在外。正如他們在一份請愿書中所說,，“每當討論地方公共利益問題時,，華人從未被獲準參與聽政”。

華人經濟實力大增：港督不得不任命首個華人議員

到了19世紀六,、七十年代,，情況發(fā)生了變化。隨著香港作為轉口貿易港地位的形成,，香港經濟取得初步發(fā)展,。這給華人增強實力、擺脫原來附庸者的地位提供了機會。華人職業(yè)結構開始發(fā)生變化,，由原來大多為簡單體力勞動者發(fā)展為職業(yè)多樣化,，以工、商,、服務業(yè)人口占較大比重的城市型華人社會,。

更為引人注目的是華人經濟力量的增長，這主要借助于經營轉口貿易,。“行商”所經營的進出口業(yè)務,，發(fā)展快，范圍廣,，從轉運長江以南及華北兩線貨物發(fā)展到澳洲,、美洲、南北半球,。華人經營轉口貿易較著名的有“南北行”,、“金山莊”、“南洋莊”等,，是這一時期華商實力強盛的突出表現(xiàn),。轉口貿易使華商經濟力t迅速增長，積聚了大量財富,。這時候,，華商開始逐漸控制原屬歐人的物業(yè)和貨棧，商業(yè)貿易不可遏制地向歐人專屬居住區(qū)和商業(yè)區(qū)滲透,。據(jù)統(tǒng)計,，1850年1月一1881年5月華人從歐人處購買的產業(yè)總值高達l，710,，036銀元,。華人已取代洋商成為香港的最大業(yè)主，1881年香港的20名最大的納稅者中華人就占了17名,。華人成為了香港經濟建設的主力軍,，為促進香港的經濟繁榮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經濟地位上升了的華人在實力雄厚的華商倡領下,，建立自己的組織,、團體、輿論陣地,，以保障華人利益，謀求自身地位的改善,。1868年,，香港最大的華商同業(yè)組織“南北行公所”成立。1872年，由華商捐資創(chuàng)辦的華人慈善醫(yī)院—東華醫(yī)院成立,，它逐漸成為香港華人社會的代言人,。1878年，由華人倡導的保良局成立,，保護并收留從內地拐騙至港的華人婦女和兒童,。1873年，華人獨立創(chuàng)辦中文報紙(循環(huán)日報》,，從此有了自己的輿論,、出版陣地。同時,，實力今非昔比,、對香港經濟建設作出巨大貢獻的華人萌發(fā)參政意識，要求享有應有的政治權利,。1879年1月,，香港華人代表向港督軒尼詩遞交了參政意見書，其中寫到,，“華人居民遠遠超過歐人,，數(shù)量是歐人的十倍，所承擔的稅收也比歐人要多得多,，因此,，讓華人參與管理香港的公共事務才是公平的”。

在這種壓力下,，香港第八任總督軒尼詩（JohnPopeHennessy）不得不做出了相應的回應,，他在任期間推行了一系列被歐人稱之為“親華人”政策的改革，廢除了公開鞭答,，廢除烙刑及流刑,；其中他做的影響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任命了伍廷芳為立法局議員。這是標志華人在港地位改善的一件史實,。歷來為歐洲人壟斷的立法局,，1880年1月，第一次有了華人議員,。第一位出任華人議員的就是伍廷芳,。

首個華人議員的世紀作用：在立法局里等于零

伍廷芳是廣東新會縣人，父親伍榮彰在南洋經商,。1842年7月30日伍廷芳在新加坡出生,，3年后隨父歸國，居住在廣州芳村,。13歲時進入香港圣保羅畫院學習,，1861年畢業(yè)后,，曾任香港高等審判廳翻譯。1874年自費赴倫敦林肯法律學院學習,，3年期滿取得了大律師資格,，不久回香港擔任律師。

1877年5月,，從英國林肯法律學院畢業(yè)的伍廷芳回到香港,，被批準成為在香港執(zhí)業(yè)的大律師，也是第一個在香港的華人大律師,。軒尼詩對伍廷芳非常器重,。1878年七八月間，伍廷芳被委派為考試錄用公務員的三名主考官之一,。當年12月又被委任為太平紳士,，成為香港第一個華人太平紳士。1879年香港律政司因事返回英國,，軒尼詩準備讓伍廷芳代理這一職務,。消息傳出后輿論嘩然，廣大中國居民為之振奮,，而充滿殖民主義偏見的香港英國官員和商人大為不滿,。他們認為，港督偏愛華人,。他們說,，如果華人可以代理律政司，將來按察司缺出,，也可以由華人代理了,。于是，他們醞釀寫信向英國政府告狀,。軒尼詩只好撤回原議,。

1880年立法局議員吉布請假返回英國養(yǎng)病。軒尼詩打算利用這個機會讓伍廷芳暫行占據(jù)立法局的這一席位,。當他就此事寫信給英國國務大臣時,，引用香港華人領袖一份呈文的內容說，香港華人在人數(shù)上以10∶1的比例超過了外國人,，應該允許華人參與管理公共事務,。軒尼詩還建議改組立法局，使伍廷芳能夠比較長期地擔任立法局議員,。英國國務大臣不同意軒尼詩的觀點,，但是同意由伍廷芳暫時擔任立法局議員，直到吉布返回香港為止,，或者以三年為期,。

當時在英國殖民地部有這樣一個看法：由于香港總督需要經常與立法局舉行秘密磋商,，內容會涉及英國與中國的關系，特別是英中關系變得緊張的時候,，在立法局存在一名華人議員是很麻煩的事情。

1880年1月19日,，香港政府公告宣布,，伍廷芳暫行代理吉布的立法局議員一職。伍廷芳由此成為香港第一個華人立法局議員,。雖然立法局只是個咨詢機構,，華人議員只有伍廷芳一人，而且屬于暫行代理的性質,，但立法局中畢竟是有了華人的代表,。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華人在香港力量的增長。香港華人領袖人物對此感到歡欣鼓舞,，他們特意趕到總督府,，向軒尼詩表示祝賀。后來由于吉布不再返回香港,，伍廷芳被任命擔任立法局議員3年,。

繼軒尼詩任港督的寶云明確支持立法局保持華人議席的做法，但是,，他很耐人尋味的說這么一番話“因為眾所周知的原因,，我堅持這一觀點，占香港人口絕大多數(shù)的華人應該在立法方面至少保留一個席位”,。

事實上,，從人數(shù)來看，人立法局的華人議員始終居于極少數(shù),。1884年到1896年的11名立法局議員中(6名官守議員,、5名非官守議員)，始終只有1名華人非官守議員,。直到1896年立法局議員增加到13名(7名官守議員,，6名非官守議員)，華人非官守議員才增至2名,。

其次,，港英政府還不成文規(guī)定，入立法局的華人應為商人,。當初英殖民地部拒絕伍廷芳為永久性華人立法局議員,，就以此為理由。“既然商人利益的重要性已經明顯得到官方承認,，那么如果華人要入立法局的話,，就應該是一名商人”,。此后，入立法局的華人大多局限為資力雄厚的華商,。

此外,，港英政府還鼓勵上層華人“歸化人籍”來培養(yǎng)他們對港英統(tǒng)治的忠誠。就連支持華人“至少在立法方面保留一個席位”的第九任港督寶云在1883年選擇入立法局的華人時,，也抱怨大多數(shù)上層華商都不是英國國籍,。

而伍廷芳加入立法局任非官守議員究竟起到多大的作用呢，用軒尼詩爵士的話來說“伍廷芳在立法局里等于零”,。

英國治港的核心立場：保證統(tǒng)治不能給華人民主

也正因為看到華人代表在立法局內難以作為的困境,，在很長一段時間里香港的華人精英對港英政府的政治運作不再關心，而把熱切的政治眼光投向內地,，以祖國大陸為其基本選擇和價值取向,。如伍廷芳，他在1883議員期滿后,，離開香港遠赴天津,，加入李鴻章幕府，多次參與清政府的外交活動,，歷任駐美國,、秘魯、墨西哥,、古巴等國公使,。辛亥革命以后，伍廷芳站在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一邊,。

其實不僅僅是華人的民主訴求被壓制,，港英政府以及英國政府連在港英國人的民主訴求也同樣壓制。事實上1845年,、1849年,、1855年、1894年,、1916年在港英國人多次上書英國殖民部,，或要求在香港設立市議會，或要求實行地方自治,，又或者要求增加民選席位（當然都是參選的,，選舉的都是英國白人），但這些要求都無一例外遭到了英國政府的拒絕,。更有趣的在于每次拒絕的理由都一樣：香港華人占絕大多數(shù),，如果只給予英籍居民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會漠視華人的利益,。

英國政府之所以如此強硬,，是因為香港地位特殊,，英國人占領香港目的并不在于香港本身，而是希望透過香港更好的向中國內陸滲透,；為牟取在中國乃至遠東的最大利益,，因此必須維持英國的直轄統(tǒng)治，不宜引進民選自治的代議制度,。

結語：早在1843年6月,，英國殖民地部及軍事大臣就致函港督璞鼎查，明確指示：“香港的占領,，不是為了殖民，而是為了外交,、商業(yè)和軍事目的,。負責管治此地的官員，須同時負責與中國的接觸和談判,，管治在中國境內的英人,，處理與中國的貿易。”1856年英國殖民地部大臣拉布切爾在給港督寶寧的信中指出：……尤其重要的是,，英國統(tǒng)治香港不單為了當?shù)乩?，而且是為了要發(fā)展英帝國與中國的關系，為了推動英國在東方的商業(yè)利益和文化進步,。這些特殊角色,，要求英國必須維持在香港的直接管治。”

資料來源：

1,、《港英政治制度與香港社會變遷》,，作者：劉曼容，出版社：廣東人民出版社

2,、《由伍廷芳人立法局看19世紀香港華人地位的變遷》,，作者：徐霞輝，原載于《廣州大學學報(綜合版)》2001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