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此外的地方豪族,，是一種社會勢力。他們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貧民和奴婢從事生產并守衛(wèi)田莊,。宗族和賓客則是他們干預世事的幫手和爪牙。東漢政府面對這一社會勢力,，有所為，有所不為,。一方面,，容忍大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和發(fā)展，不再企圖根除土地兼并現(xiàn)象,；另一方面,，一系列旨在抑制豪族勢力的政治措施悄然出臺。

雖然東漢皇室默認并許可地方豪族的存在--這也是不得不承認的,，但對他們的壓制和打擊貫穿始終,。換句話說，明帝認為,，只有不斷打擊這些地方豪族,，讓他們不敢擴大兼并，干涉地方政務,，才是正確的治國方式,。

而打擊豪強的方法，在光武帝和明帝手中,，就是加強吏治,。

東漢建立后，有效抑制豪族,，是地方官的首要任務,。當時要求，太守“下車，先問大姓主名,，吏數(shù)閭里豪彊以對”,，而“若大姓侵小民……此乃太守事耳”。

在此背景下,，地方官嚴厲打擊不法豪族的事屢見不鮮,。光武帝至明帝時期，出現(xiàn)了一批以打擊豪強不畏權貴而著稱的官員,，《后漢書·酷吏列傳》中列舉的如董宣,、樊曄、李章等均是打擊豪強的行家里手,。

對此,，劉秀曾直言“吏奉法，律不可枉也,。”

這就是劉秀與劉莊父子加強吏治的根本要求,。他們要求所有官吏尤其是郡縣親民之吏嚴格執(zhí)法。而上至三公下到地方的官吏也常因“不勝任”,、“未稱職”而被斥責,。

明帝的嚴厲督責下，“朝廷莫不悚慄,，爭為嚴切,，以避誅責”，“群下苛刻,，各自為能”,，官場中迅速形成嚴猛苛刻的風氣。“永平故事,，吏政尚嚴切,，尚書決事率近于重。”

明帝苛刻嚴切的治吏作風,，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有稱當時的局面為“（明）帝尤任文法，總攬威柄,，權不借下……斷獄號居前世之十二”,、“斷獄希少，有治平之風,。”--在明帝推動下,，各地官吏嚴猛苛刻，打擊豪強,，使豪族斂手,、治安好轉,，從而導致治安案件只有之前的兩成。這個數(shù)字也許有多夸大,，但總體上形成了治安好轉豪強守法的狀況應該是現(xiàn)實,。

為了抑制豪強，明帝時期還實行過“假民公田”以解決破產農民的土地問題,。所謂“假民公田”就是把封建國家所控制的荒地及苑囿,、山林川澤租借給無地的貧民進行生產。國家在三,、五年內不向生產者收稅，甚至可以借貸給種子,，糧食和生產工具,，但過幾年后就要收取“假稅”。如永平九年明帝下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永平十三年又下詔：“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令豪右,，得固其利,。”特別說明，不能令地方豪族得利,。

這樣一方面把部分無用土地“假”給無田“貧民”,，可增加大司農和少府管理的部分皇室和國家收人，另一方面也解決了一些破產農民無地可耕的問題,，使一些因喪失土地流亡的農民得到安置,。而加強自耕小農的舉措也是為了平衡地方豪族的勢力，加強國家直接控制的人口,，從而與地方豪族爭奪人口,。

黃金時代的余響：漢明帝劉莊留下的格局與隱患

劉秀建立的東漢王朝，經過明帝劉莊的努力,，在漢章帝登基之時,，王朝的基礎已經打牢，而基本的王朝格局也已經形成,。

豪族遍地的社會與經濟格局決定了東漢王朝必然是一個中央權威和號召力有限,，缺乏深厚穩(wěn)固基礎的王朝。因此雖然采取了一些集中皇權的手段,，卻也逼迫東漢皇族不得不依靠外戚家族以穩(wěn)固統(tǒng)治根基,。

劉秀設想的劉氏皇族與南陽陰氏外戚集團、河北郭氏外戚集團共存并捆綁的統(tǒng)治集團結構,，正是在漢明帝的一手打造下,，形成了劉氏為帝,，南陽陰氏集團占據(jù)外戚優(yōu)勢地位，河北郭氏集團并立但處于從屬合作地位的穩(wěn)定格局,。

此后在東漢的大部分時期內,，東漢的皇后均產生于這兩個外戚集團的陰、馬,、竇,、鄧、梁,、閻,、宋等大家族之中，皇室與兩個外戚集團穩(wěn)定的捆綁,，在表面上“外戚專權”表象的背后,，不但保證了劉氏的帝位延續(xù)，也實現(xiàn)了統(tǒng)治集團基礎的穩(wěn)固,。大權確實多次在皇帝與外戚間易手,，卻總不出既定范圍。他們之間雖然也矛盾重重,，沖突不斷,，但總體上是相互依靠和利用。三個集團的聯(lián)合保證了皇室扎根于豪族社會之中,，又凌駕于豪族社會之上,，從而有足夠的實力控制國家政權。

反過來,，也正是在桓帝依靠宦官擺脫了陰,、郭外戚集團后，東漢就迅速走上了內亂和衰敗的道路,。而靈帝時代以何太后一族為代表的外戚徹底之滅亡后,，東漢也就加速走向滅亡了。

另一方面,，明帝嚴切苛刻的吏治造成了一時政治清明,，地方豪強收斂，治安好轉,。但這一手段在達到效果的同時,，種種弊端也漸漸浮現(xiàn)。

苛刻嚴切的行政作風導致冤獄大大增加,。害怕上級追責的官吏治獄勢必寧枉毋縱,，寧重毋輕。加上貪酷之吏循私舞弊,，“獄多冤結”便不可避免,。豪族有權有勢,，有罪吏尚不敢問，蒙冤之事肯定較少,，遭殘吏迫害的獄中“冤人”當然多是普通百姓,。

因此，吏治的矛頭也開始指向優(yōu)饒豪右,，侵刻羸弱的“殘吏”,。在明章時代之后，這一問題漸漸嚴峻,，官吏的“苛刻”“奸貪”,，豪族的“并兼”“侵枉”，加上自然災害的打擊,，使百姓生活日趨惡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治安狀況也出現(xiàn)滑坡,。

這時，民間的呼聲開始要求撫民有術的“良吏”取代“殘吏”,。“良吏”如何產生,？地方豪族中部分接受了儒學的家族逐步成為“良吏”的穩(wěn)定來源，從而成為后來的世家大族的雛形,。而東漢晚期外戚豪族集團的退出又為這類儒學世家大族提供了廣闊的政治空間,。可以說到此時,，漢明帝奠定的東漢王朝的基本政治結構已經完全改變,，東漢王朝也隨之即將走到盡頭。而地平線上,，一個世家大族的時代--魏晉南北朝時代也已經漸漸顯現(xiàn)出越來越清晰的身影,。

漢明帝的時代是東漢奠基完成的時代，光武和明帝兩代為此后近200年的東漢奠定了基本的政權結構和統(tǒng)治思路,。這個過程中,，明帝劉莊用他不拘一格的手段解決了其父劉秀尚未完全解決的問題，從而開創(chuàng)出明章之治這東漢最輝煌的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