漸漸地，人們發(fā)現(xiàn),，霍家的黨羽,，要么以年老為由被退休,，要么以調動為名外放地方,。同時霍家一件又一件為所欲為，飛揚跋扈的事件廣為傳播,。病已在輿論和組織上同時著手打擊對手,。

轉眼間,，霍光去世兩年了。劉病己覺得,，鏟除霍家的前期工作已經基本完成,，需要做的就是--收網。收網需要一個由頭,，以何事為由開啟消滅霍氏的大幕呢,？病已毫不猶豫地選擇了一直讓自己耿耿于懷的許皇后至死,。

霍氏家族慌了,，他們開始認真部署造反。于是劉病已名正言順將霍氏家族族滅,。烜赫一時的權臣霍光家族的歷史,，就此畫上句號。

這個監(jiān)獄中長大,，幾年前還在長安各處放浪不羈的問題少年,，憑著自己的政治手腕和非凡的忍耐力，終于成為大漢帝國真正的主人,。

他,，也把名字“病已”改成“詢”。

中興之主：實行仁政整肅吏治的王霸雜用

真正自己當家作主了,，劉病已發(fā)現(xiàn),，自己的這副擔子可真不輕。

太爺爺武帝三十多年的窮兵黷武,，造成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在武帝晚年，已經把整個國家搞到“戶口減半”,，面臨王朝崩潰的邊緣,。

為此，武帝晚年下罪己詔“輪臺悔過”之后,，進昭帝和霍光秉政時代,，漢代采取了“與民休息”的國策。

劉病已掌權后,，繼續(xù)推行昭帝與霍光的“與民休息”的國策,。針對漕運耗人力、浪費嚴重的問題,，他聽從了大臣在三輔和弘農地區(qū)買糧的建議后,，果斷減少了一半的漕卒，大省漕運力役,。而對于遭受自然災害的地區(qū)則施行減免租賦的政策,，加大撫恤力度,。厲行輕徭薄賦。為保證對流民的撫恤措施更加具體,，他規(guī)定：凡是回歸原籍的流民,，由政府給予糧種，分給田地耕種,，免除相應租賦,。這是自漢武帝時代以來招撫流民條件最優(yōu)惠，措施最具體的一項詔令,。通過這道詔令勸課農桑,，穩(wěn)定秩序的目的已達到。

經過多年的恢復,，社會環(huán)境大有起色,。但武帝時代產生的社會問題依舊嚴峻。

漢武帝連年用兵,，到后來財用衰竭,，國用不濟，就用賣官鬻爵和輸財贖罪等辦法增加財政收入,。因此,，“入物者補官，出貨者除罪,，選舉凌夷,，廉恥相冒”，貨賣公行,，烏煙瘴氣,。搞得吏治非常混亂,。

漢宣帝親政伊始,，就抓緊整肅吏治這個中心環(huán)節(jié)。大臣蕭望之建言：“選同姓,，舉賢才,，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具職，以考功能”,。漢宣帝采納了這一建議,，即拜蕭望之為謁者。其上書言事者，“輒下望之問狀,，高者請垂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自處奏皆可,。”由是選拔和任用了一批干練有為的官吏,，打下了整肅吏治的基礎。

同時宣帝本人也勤于政事,，“五日一聽事,，自盡相以下各奉職而進”。

他尤其注意地方官員的選任,，在任命刺史守相時,，往往親自見問，交代任務,，觀察其言詞，以后考察其行為,，將其治理情況皆作表記載,。發(fā)現(xiàn)如有名實不符之處，必追究其原因,，了解其所以然,。特別是對于二千石一級官吏的考核和督責尤為嚴格，因為這一集官員往往是直接治理百姓的親民官員,，所用良莠與否直接關系到一地百姓是否能安然享受“與民休息”政策的實惠,。

漢宣帝常稱道：“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劉詢本人還厲行節(jié)儉,，多次下令節(jié)省開支以增加財政收入,。此外他還組織規(guī)模盛大的儒家經學會議，講論五經的異同問題,，針對學術界和思想界對儒家經典的理解存在分歧,，劉詢親臨會場對爭論作出終端裁決，從而統(tǒng)一了思想,。

這一系列政策,，大有乃祖戾太子劉據(jù)當年行政的“仁恕溫謹”的風格。但實際上劉病已更看好并喜愛的，是曾祖父漢武帝的行政風格,。而又充分吸收了曾祖父的教訓,，將曾祖與祖父的風格交相雜糅，在對武帝政策進行模仿的同時也進行糾錯,，最終形成自己“霸王道雜之”的為政風格,。

而要害就在于，對漢武帝的酷吏政治進行儒學化包裝和控制,。

漢武帝為了解決帝國社會治安和全面發(fā)展的問題大量任用酷吏,，實行嚴苛之治，但是宣帝任用“能吏”,，“能吏”與酷吏的區(qū)別就在于：酷吏純粹以嚴苛之法進行治理,，但是“能吏”在為政過程中會在法家思想的表面套上一層儒學的面紗，避免了治獄,、辦案由嚴厲走向殘虐,。這實際上就表現(xiàn)了漢宣帝既模仿了漢武帝的嚴刑峻法又稍微有所改正。也就是說既有模仿又有糾錯,。

這一原則造就了宣帝時代作為吏治清明的典范時代,。

宣帝時期吏治所以成為后代的典范表現(xiàn)在涌現(xiàn)了一大批能力超群的官吏，尤其兩千石的官吏中間,，強干精明的官吏尤其眾多,。這一批官吏深受漢宣帝重視，他們中間不少人甚至躋身公卿行列,。班固曾經對這批官吏進行了總結：“孝宣承統(tǒng),，纂修洪業(yè)……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跡見述于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他們大都活動于漢宣帝躬親政事之后，建立了一定的功績,，并且受到宣帝的青睞,。他們首先精通嚴刑苛法，掌握了較為高超的運用法令治理社會的能力,，并據(jù)以為政,。而在為政 之時，表面形式上,，他們大都為自己的嚴苛之治套上一個體面的形式：即儒家學派的主張和理論,。

而為了獲得此項用儒術緣飾政治的能力，各級官吏就必須加強自己的儒學修養(yǎng),。

在儒學主張的修飾下,，為自己的舉措套上一層溫情的面紗和一個仁義的光環(huán)，避免把內在的本質功利的計算直接暴露出來,。

正是這樣的原則,，為漢宣帝時代構造了一個法令嚴明又重義溫情的氛圍，為社會走向大治創(chuàng)造了條件,。

晴空下的烏云：漢宣帝中興之政埋下王莽篡漢的誘因

宣帝以昭帝繼承人的身份入繼大統(tǒng),。但宣帝為昭帝侄孫輩，禮只有兄終弟及,、父死子繼，無以孫繼祖者,。另外,，宣帝雖為武帝曾孫，但受其祖衛(wèi)太子牽連,，以庶人身份由官府撫養(yǎng)成人：“幸得以庶人衣食縣官”,。地位低賤，并不具備儲君候選人資格,。所以,，宣帝成為天子，無論是在正統(tǒng)性,，還是合理性方面都存在著極大缺陷,。

當武帝之子廣陵王劉胥得知劉詢被立為天子后，非常驚訝與憤怒地說：“太子孫何以反得立,？”而另一貴族楚王劉延壽則以為：“廣陵王胥武帝子,，天下有變必得立，陰欲附倚輔助之”，因遺書劉胥,，提醒他要“長耳目,，毋后人有天下。”顯現(xiàn)出宣帝因得國不正而面臨的政治窘境,。

為了彰顯自己得國的正統(tǒng)性與合理性,，宣帝頻繁乞靈于鬼神，大力宣揚災異祥瑞,，作為自己“受命于天”的證明,。吏民見宣帝熱衷于祥瑞之事，遂“爭言祥瑞,，以中其欲,。”于是，祥瑞頻現(xiàn),。

問題在于,，統(tǒng)治者雖可借祥瑞文飾政治，但由于自然現(xiàn)象的不可預知性,，故無形中也給現(xiàn)實政治帶來了巨大風險,。因為在祥瑞說流行的同時，還存在天譴說,，此說意為帝王行事若不符合上天的心意,，上天會降下災異來提醒甚至懲罰統(tǒng)治者。

以提出“天人感應”的董仲舒的天譴說為例,。董仲舒并不止于天以災異警示帝王,，董仲舒還認為，天并不私于一姓,，“無常予,，無常奪也。”無道便沒有資格統(tǒng)治天下,，就應該被有道者所取代,。據(jù)此，如果上天總是降下預示災異的兇兆,，那么是否意味著皇朝要被取代,？

有鑒于此，漢代自高祖以至于景帝,，鮮有君主以祥瑞文飾其統(tǒng)治者,，因災異而罪己者也只有文帝一人，且僅有一次,。武帝貪祥瑞說之利,，大肆鼓吹,，而于史不絕書的災異不置一詞,，不免給人以自欺欺人之感。而到了昭帝時,，利用祥瑞說文飾政治就變得有點難以為繼,。昭帝在位13年,，表彰祥瑞活動只有兩次,。到宣帝在位時,，便面臨著是否利用天人感應之說的抉擇,，要么及時剎住利用祥瑞說文飾政治之風,，要么全面接受天人感應之說,，在鼓吹祥瑞的同時,，也對災異現(xiàn)象給予回應。

宣帝最終選擇的是后者,，在褒貶祥瑞的同時,，對災異現(xiàn)象也給予重視，如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詔稱：“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地節(jié)三年（公元前67年）十月，詔稱“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五鳳四年（公元前54年）四月辛丑晦，日食,，詔稱：“皇天見異,，以戒朕躬,，是朕之不逮，吏之不稱也,。”

既然認可了災異天譴說,，則允許臣民探討災異出現(xiàn)的原因就成為題中應有之義,，于是前代禁止以災異推演政治的禁忌也得以解除。

這種之一王朝根本的行為,，本是被嚴格禁止的,。董仲舒提出祥瑞天譴說之時,，即熱衷于以《春秋》為指導推演當代的天象以預測時事,。因實際上是在窺測漢室的興衰,，故朝廷對于這種猜測天意極為疑忌,。董仲舒因此獲罪,，武帝“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

相反，宣帝卻屢屢詔求天下對災異現(xiàn)象發(fā)表看法,。如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因地震下詔,，“乃者地震北海、瑯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地節(jié)三年（公元前67年）十月,，詔“乃者九月壬申地震,，朕甚懼焉,。有能箴朕過失，及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以匡朕之不逮,，毋諱有司,。”

這樣一來，等于解除了此前不準論說災異的禁忌,，每個人都可以對祥瑞災異現(xiàn)象發(fā)表看法,，從而使國家對輿論的主導權漸漸喪失；同時元成哀平時期頻繁的災異現(xiàn)象,，又使?jié)h家即將滅亡的觀點深入人心,，易代思潮隨之而起。

另一方面,，自漢初高祖死后呂后專權以來,，漢朝皇室對于外戚勢力一直深有提防，文景時代外戚力量一直不彰,，武帝時因外戚衛(wèi)氏強盛,，就如本文開頭所揭示的，武帝親自定策將衛(wèi)氏勢力徹底鏟除,，之后又有為防止外戚發(fā)展逼死昭帝之母鉤弋夫人之舉,。

而到宣帝是，這一局面被完全顛覆,。

因為劉詢奇特的身世,，在被立為帝之前，身為平民且是孤兒的他,，與祖母史氏家族,、妻子許氏家族相依為命，感情深厚,。

史書記載：獄使者邴吉憐皇曾孫無所歸,，載以付史恭。恭母貞君年老,，見孫孤,，甚哀之，自養(yǎng)視焉,。長大成人后,，“（張賀）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曾孫因依倚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

被立為皇帝后,，劉詢大規(guī)模重用外戚，一些重要官職盡量選派許、史,、王等外戚擔任,。例如，霍光去世后,，宣帝封岳父許廣漢為“平恩侯，位特進”,，并參與軍國重事,；此后，又任命許延壽為“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以外屬舊恩侍中貴重”,。在清除霍氏集團過程中，“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wèi)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正是這些外戚給了他強有力的支持,，使他能在霍光死后，輕松地鏟除強大的霍氏家族,。所有這一切都讓宣帝對外戚充滿了信任,，對他們加以重用，同時又大行封賞,。由于宣帝提攜,，外戚很快發(fā)展成為朝中強大的政治勢力，就是朝中大臣對外戚也不得不追捧攀附,。

正因為劉詢信用外戚,，疑忌臣僚，當其臨終托付之際,，雖拜賢臣太子太傅蕭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勛,、太子少傅周堪為光祿大夫，讓他們“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但同時又拜外戚侍中樂陵侯史高為大司馬車騎將軍,，總攬朝政。親信宦官弘恭,、石顯居中用事,，史稱：“外有史高總朝廷之事，內有恭顯制樞機之權”,。使蕭望之,、周堪在施政過程中處處受到外戚、宦官的限制，最終矛盾激化,，蕭望之等被肅清,，外戚、宦官專權形成,，由此開啟了漢代新的歷史進程,。

宣帝一朝，使外戚專權的局面形成,，社會上利用儒家災異天譴學說宣傳漢當易代的思潮也暗流涌動,，就如準備好了一個大火藥桶，只要給予一個火星就會爆炸,。在宣帝身后的元成時代,，隨著土地兼并的加劇，社會矛盾再次激化的時候,，出身掌權外戚的王莽正是利用災異祥瑞學術為武器成功滅亡西漢,，另立“新”朝。而他之所以能夠成功,，關鍵的外戚專權和災異學說形成并產生影響,，均是在漢宣帝劉詢的“中興”時代里，就已經埋下了根由,。

經歷曲折的漢宣帝劉詢在經歷一次又一次奇特的遭遇后登上皇帝的寶座,。從小自底層罪人身份長大的他因自己的底層經歷而明了治國只要，從而將漢武帝留下的崩潰邊緣的大漢帝國重新推上了中興的高峰,。但也是他獨特經歷造成的心理弱點,，埋下了大漢帝國未來滅亡的命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