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種可能,，是在解放戰(zhàn)爭中,，國民黨胡宗南軍隊進攻延安之前,，中央機關“堅壁清野”,，把一大批中央重要文件裝箱后，運到荒山野嶺之處秘密掩埋了，《遵義會議記錄》就在里面,。到人民解放軍收復延安時，中央機關已經遷到了河北平山縣的西柏坡,。全國解放后,，尋找這批文件時,，因為歷經戰(zhàn)亂，幾年間又有幾次大雨,，早已把掩埋文件地方留下的痕跡沖刷得一干二凈，誰也記不得兵荒馬亂之際這批文件到底是埋藏在什么地方了,。

在以上兩種可能中，前一種可能性更大些,。如果在長征中《遵義會議記錄》沒有丟失的話，在1942年開始的全黨整風運動中,，在毛澤東主持編輯中央秘密文件匯編《六大以前》和《六大以來》時,，就會把這個重要文件選編進去。既然《六大以來》沒有把《遵義會議記錄》編入,，說明這份文件可能在長征中就已經遺失了。

遵義會議后,，毛澤東雖然在名義上還不是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但已經成為中央最高領導集體成員,，并在其中發(fā)揮著重要的核心作用。

在遵義會議后的長征中,，鄧小平作為中央秘書長，與毛澤東,、周恩來和在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一起行軍,，參加了中央政治局召開的一系列會議,，認真地履行著中央秘書長的工作職責,。在長征途中,，情況瞬息萬變,，中央政治局的許多會議也就隨時召開,，有的留下了文字記錄，有的沒有留下文字記錄,。

對于遵義會議后這段特殊時期的中共歷史，鄧小平作為親歷者和當事人有著特別深刻的印象,。中共中央組織起草《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時，起草小組在起草過程中,，為了寫好對遵義會議的評價,，特意查閱了有關的歷史材料,，并根據(jù)這些材料，在《決議》草稿中寫了“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

當文稿送給鄧小平審閱時，他說：這個事情我清楚,。因為遵義會議時候我是黨中央的秘書長,，是到了會的。鄧小平經過反復考慮,，以對歷史負責、對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后的黨中央起到的重要領導核心作用的實際情況負責的實事求是精神,，鄭重指出：還是把“實際上”三個字勾掉好,。

鄧小平還強調指出：“遵義會議以后,，毛澤東同志對全黨起了領導作用,。那個時候行軍,，毛澤東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和我是在一起的,。每天住下來,，要等各個部隊的電報,，一直等到深夜,，再根據(jù)這些電報來確定紅軍的行動,。在重要問題上,，大多是毛澤東同志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盡管名義上他沒有當總書記或軍委主席,，實際上他對軍隊的指揮以及重大問題上的決策,，都為別的領導人所承認,。朱德同志、周恩來同志,、張聞天同志,、王稼祥同志，他們這些同志確實照顧大局,，確實有黨性原則,，只要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對的，都一致支持,，堅決執(zhí)行,。”

根據(jù)鄧小平的意見，《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遵義會議作了科學評價：“1935年1月黨中央政治局在長征途中舉行的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同志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黨中央得以在極其危急的情況下保存下來，并且在這以后能夠戰(zhàn)勝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勝利地完成長征,，打開中國革命的新局面。這在黨的歷史上是一個生死攸關的轉折點,。”

需要說明的是,，由于遵義會議資料的缺乏，同時也由于鄧小平很少提及他本人的這段歷史,，以至于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內,，黨史著作提到遵義會議的參加者時，從來沒有提到過鄧小平,。

遵義會議紀念館是1955年開放的,，在陳列的遵義會議參加者中，最初沒有提到鄧小平的名字,。1958年11月,，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到貴州視察并指導工作,。11月3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中央政治局委員,、西南協(xié)作區(qū)主任委員、四川省委第一書記李井泉,，貴州省委書記兼省長周林等同志的陪同下到遵義視察工作,，聽取工作匯報，進行調查研究,。

在此期間,，鄧小平等領導同志參觀了遵義會議會址。當走進闊別20多年的遵義會議會址后,，鄧小平觸景生情,，撫今追昔，感慨萬千,，仿佛又回到了當年那令人難忘的戰(zhàn)爭歲月,。他仔細地看著樓下每一間房子，撫摸著室內陳設的物品,，不時與同行者述說著當年的有關情況,。隨后，他踏著樓梯,，走進開會的房間,，看到房間里仍舊是當年擺設的樣子，立刻想起了當年開會時的情景,。

鄧小平對隨行的同志肯定地說：“會議就是在這里開的,。”接著，他指著靠里邊的一角說：“我就坐在那里,。”走出會議室,，來到走廊上，鄧小平一邊看著檐下柱間的拱券和柱頂用堊土堆塑的各種花卉,，一邊對同行的負責同志說：“這個地方原來好像很寬,，有次就在這里擺一張地圖，幾個人研究怎樣往四川走,。”（鄧小平的記憶十分準確,，他說的這個地方后來進行過維修，同當年的原貌有所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