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逸飛：里耶秦簡里的先秦湘西“邊城”

接下來的兩場山城研究報告都偏向上古史的階段,。游逸飛關于湖南龍山里耶古城的研究十分重要,，是因傳世文獻不足、出土文獻稀少,，能以當地出土的簡牘來研究秦漢城鎮(zhèn)的案例顯得尤其珍貴,。湖南龍山里耶古城位于湖南西部，是沈從文筆下一座典型的湘西邊城,，至今從長沙出發(fā),，還要坐上十幾個小時的大巴才能到達。它在秦漢是洞庭郡遷陵縣治所所在地,，兼負著湘西四大商鎮(zhèn)和秦代金,、鐵、錫開采礦城的功能,。從里耶秦簡的斷簡殘編里,，游逸飛解讀出秦代遷陵縣有縣官三人、人口一百九十余戶,、規(guī)模只有一座學校大小等資訊,。以許宏的《先秦城市考古學研究》一書中對上古城市的分類來看，里耶古城雖只有一座軍事堡壘的大小配置,，卻承載了地區(qū)貿易集散的功能,。由于交通高度依賴水路，政令的到達十分緩慢,，地方官在行政處置上有很大的發(fā)揮空間,。在戶口收編的記載中，民族融合的現(xiàn)象十分普遍,，苗人,、濮人被收并的現(xiàn)象很普遍。

城東北郊的墓地分布問題是以往報告人的研究焦點,。如圖,，中央紅點為里耶古城，其東北綠點為麥荼戰(zhàn)國墓地,，西南與清水坪西汗墓地隔水相望,，考古發(fā)掘者認為麥荼戰(zhàn)國墓地里有楚人、苗蠻與濮人,，清水坪西漢墓地內有秦人,。游逸飛則認為，麥荼墓地的時代可以延期至漢代,，它一直被使用,，只是埋在其中的族群隨時代有所輪替，它背后牽涉到政權轉換和人群轉移的大問題,，非常值得繼續(xù)探究,。另外，簡牘中所記載的有關秦朝對外地人,、本地人的不同政策,，顯示出秦在統(tǒng)治六國故地順應當地習慣法、尊重傳統(tǒng)行政權力的傾向,，它很好地解釋了為何春秋以來到西漢結束的長時段內,，里耶地區(qū)政權相對平穩(wěn)、叛亂稀少的歷史現(xiàn)象,。

（里耶地區(qū)墓地分布 游逸飛制）

黃川田修：山東歸城的上古巨型遺址令人驚嘆

（黃田川修在現(xiàn)場 沈雪晨攝）

最后一位學者黃川田修報告了他前兩年的研究《山東龍口歸城先秦城址——試讀早期中國社會結構》一文,。他是當今以考古學、人類學的觀念來處理中國上古史問題的典型人士,。這篇文章的緣起是他2002年首次去山東龍口市考察,，目睹了西周至春秋遺留下來的歸城遺址。作為一個日本人,，他被保存完好的高高夯土城墻震撼了,，在西周時期，此地相較中原已是遙遠的邊區(qū),，那為何出現(xiàn)這樣的大遺址呢,？

根據此地出土的青銅所具有的精致器型和良好材質做出的考古學分析，黃川田修認為歸城是上古時期中原王朝與北方夏家店文化交換青銅的重要流通地,。公元前兩千年左右的夏家店下層時期,，遼河流域產生的銅、錫,、鋅向各地出口,，經大連入渤海，在煙臺登陸,，過歸城入臨淄再輾轉流入今天的河南地區(qū),。由于歸城附近缺乏其他規(guī)模相當的遺址群，也沒有出土任何規(guī)格高雅的青銅器,，因此他斷定歸城的統(tǒng)治集團,，很可能是從中原的華夏系統(tǒng)國家遷移過來的，外來的統(tǒng)治階層通過龐大的軍鎮(zhèn)建設和禮器配置對這一“非中國地區(qū)”進行控制,，以此壟斷這里的交通和礦產,。作為周王朝意志的體現(xiàn),，歸城的案例證明上古時期的華夏系統(tǒng)國家的擴張邊界，黃川田修希望以此回應日本學界提出的“中國早期王朝”概念中有關多元華夏文明起源的問題,，以及杜正勝提出的“城邦國家”概念之間的連結關系,。

（日本東洋學、考古學專家今日設想的上古中國社會發(fā)展模式 黃川田修制）

筆者認為,，以上兩位學者以較少的材料做了分析上古邊城形制,、與中央關系的嘗試，雖仍就一些具體歷史細節(jié)的還原上感到困難重重,，卻不忘回應有關中國上古史的論述中最核心的大問題,，十分值得肯定。黃川田修還指出,，學者通過自己積累器物的類型學知識制作考古編年的方法,，可以用以同文獻的記載互為對照，以此在老問題上得出新的發(fā)現(xiàn),。相較起來,，明清史研究的學者就顯得被繁浩的基層史料束縛了，這樣不僅容易將歷史學研究的眼光局限于某一狹窄時間段和地域中,，陷于單一孤立的歷史案例,，而忘記了對普遍性的、大范圍內的問題做出回應的必要,，且容易忽略文獻以外的器物類型,、風土民情所蘊含的歷史信息，這樣一來,，即便走出了書齋,，目之所及仍不過是書，而無法進入歷史學研究所真正需要的田野中去,。

會議心得：在田野中尋找歷史,？

在此次會議的總結部分，四人各自談了對此次研討會的感想,。他們都感到彼此研究的問題有所重疊,，均以帝國的邊陲——山城為切入點，以此研究它與帝國中心的互動,。他們都受到了歷史人類學方法的影響,，所不同的只是關注的時代有所不同。以往的研討會常以斷代來劃分會場,，研究不同歷史時段的學者無法交換意見,，因此能給予互相的啟發(fā)都相對有限。另外,，還有學者提出,，在研究云南,、福建明代以后的情況時，歐洲人的旅行筆記亦是可以參考的史料,。

然而,，此次會議在研究的方法和主題上雖稱得上時髦，卻顯示出當前歷史學研究存在的一些問題,。以兩位明清史研究的學者為例，首先,，接觸大量的方志,、族譜等基層社會史料固然可以輔助還原過去重視不足的社會史變遷，卻容易忽略推動古代歷史發(fā)展最重要的先導性因素——思想觀念,。盡管宋以后,，平民階層不斷崛起，文化大眾化傾向日趨顯著,，但古代社會的精英性格仍是基本不變的,。方志、族譜的編纂修訂者因缺乏與帝國精英的互動,，在地方或家族史的書寫中能夠呈現(xiàn)的帝國經營理念有限,，僅從這些文獻里，是不足以體會清朝何以要將帝國統(tǒng)治的觸角延伸至前朝從未涉及的地區(qū)的,。歷史學家將視角僅限于此,，便無法解讀出帝國在維持自身正統(tǒng)性、擴張疆域范圍,、伸張?zhí)煜滦蛧抑谓y(tǒng)與道統(tǒng)的復雜考量,，也會與深受宋明理學熏陶的明清學者型官僚拉開距離，從而無法將區(qū)域的歷史進程同帝國的演變發(fā)展做全面互動的考量,。

其次是由此而來的,，在地方史研究中缺乏對歷史學理論架構的回應，因之無法建立更具涵蓋性的解釋框架的問題,。比如像東川,、南屏這樣新興城市的開拓，對于施堅雅（WilliamSkinner）以四川盆地為模型提出的傳統(tǒng)中華帝國六角形城市結構,，具有豐富的補充意義,。它們或深居內陸，或遠在邊疆,，或以傳統(tǒng)儒教手段整合,，或憑簡單的軍政控制，并不能與周邊的都市群形成有效的往來,。它們在帝國中處于何種位置,？發(fā)揮了怎樣的功效,？在接下來的現(xiàn)代國家轉型面臨怎樣的處境？這些都是可以注意卻沒有被充分討論的地方,。缺少了這些解釋框架,，研究難免陷入瑣碎信息的采集，或是對一個人們聞所未聞的山城進行旅游簡介的境地中去,。

最后是關于田野研究的方面,。當歷史人類學已經成為一種時髦，歷史學家下田野就不再是針對文獻材料不足時所作出的適當補充,，而成為整個歷史學研究的先導性方法了,。不得不說，在學習他者語言,、深入掌握當地人生活形態(tài),、建立一個異域社會完整模型的能力上，歷史學家遠不如正統(tǒng)人類學者,；在展現(xiàn)對人情世故的細膩觀察,、表達對鄉(xiāng)土生活的深厚情懷上，歷史學家又絕不像是文學作家一樣敏銳深刻,、洞悉人性,。深入田野固然有很大的好處，但當它變成你用來說服對某一地區(qū)聞所未聞的人的唯一理由,，就顯得蒼白無力起來,。無論如何，對歷史學來說,，田野仍應是一種補充和輔助,，否則就會喪失學科的最大優(yōu)勢——對史料的掌握和分析、對過去人群思想觀念的體認和理解,。

（鳳凰歷史特約通訊員沈雪晨獨家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