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

1975年，在鄧小平,、胡喬木主持下（還有康生,，但康已病重，只是掛名）,，有一個名為“材料組”的小組,，由李鑫、胡繩,、吳冷西,、熊復負責，有從中央黨校來的幾個人參加,，在做毛選第五卷的編輯工作,。

這個材料組，在中南海乙區(qū)慶云堂西四院工作,，是胡喬木主持的國務院政治研究室的一部分,，但專做毛選的編輯，同在中南海丙區(qū)工字樓的政治研究室的工作是分開的,。1975年10月,，我被調(diào)到這個組來了。

我那時已經(jīng)獲得“解放”,，分配在教育部工作,。胡耀邦復出后主持中國科學院工作，提出了一個向國務院的匯報提綱,，胡喬木叫我也來參加提綱的討論和修改,，大概是因為我曾經(jīng)參加過聶總關于科學十四條的文件的起草吧,。接著，胡喬木又決定把我調(diào)來政治研究室,。先是要胡績偉和我參加鄧力群主持寫出的《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一文的改寫,。胡喬木認為這篇文稿寫得很好，但是太劍拔弩張了,，如果這樣發(fā)表,，就像“一個拳頭打了出去”。這當然是指打向“四人幫”,。當時,，喬木不贊成這樣寫。要胡績偉和我重新改寫,，完全從正面寫,，寫鄧小平提出的“三項指示為綱”，分別寫毛澤東這三項指示一項一項的意義,，再寫這三項指示兩兩之間的關系,。我和胡績偉聊了幾通。記不得是不是寫了一個粗粗的提綱,，或者是連提綱也沒有寫出來,，胡喬木又找我談，說：寫這樣的政治評論,，是吳冷西的專長,，已經(jīng)請他來寫，你沒有經(jīng)驗,，還是過西四院來參加毛選的編輯工作吧,。

我過來以后，李鑫告訴我,，《論十大關系》已在胡喬木主持下依據(jù)兩份原始記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講的一次和接著在最高國務會議上講的一次）重新整理,，已經(jīng)毛主席看過同意，算是定稿了,。還有一些講話記錄,，如1956年11月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區(qū)黨委書記會議上的講話,，等等,，還有待整理。他要我先閱讀毛主席講話記錄的檔案,。又向我交代了整理講話稿的原則,。當然首先要求忠實于原稿。但原講話記錄不單有文句不完整的問題,，表達不準確的問題,，邏輯不嚴密的問題,，論述太重復的問題，還有引據(jù)的事實,、歷史,、文句待查證的問題，等等,。所以要做很細致的整理工作,。還有，毛主席有些觀點后來有發(fā)展變化,，有些是重大的變化,，這就要根據(jù)后來發(fā)展了的觀點，來加工整理前面文稿中的觀點,。他還說,，所有經(jīng)過整理的稿子，都要毛主席看過,，毛主席認可，才能算數(shù),。他還舉了陳伯達整理第五卷文稿時有些篇目調(diào)動過大,、過于隨意的教訓，要我們做編輯工作時引以為戒,。這些叮囑我都謹遵,，覺得編輯毛選大概一直是遵循這些原則的。我在1966年2月參加整理毛澤東1962年1月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的記錄稿,，不就是按1962年10月八屆十中全會時毛澤東關于階級斗爭的觀點,，改動了1962年1月講話記錄稿中原來的表述嗎？我那時對用后來的觀點改動原先的觀點是否恰當,，一點也沒有發(fā)生疑問,。

很快，反擊“右傾翻案風”起來了,。我為查證毛澤東在八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涉及的已發(fā)現(xiàn)的化合物數(shù)量等情況,，去化學家袁翰青家里請教。他詳細地作了解釋,，但他關心的卻是為什么要批鄧,，反復陳述他對此舉的不理解，以為從我這里可以得到某種解答,。其實,，這也正是我極不理解、極其苦悶,、得不到解答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