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7月,，毛澤東在中南海接見蘇聯(lián)駐華大使尤金，談所謂“共同艦隊”問題,。接見前,，毛澤東要我們準備錄音。那個時候技術(shù)條件很差,，公開擺一架錄音機,，龐然大物，不甚妥當(dāng),，于是就找來一個微型錄音機,。這個錄音機的受話器外觀像一個手表，使用的時候,，把這個“手表”戴在翻譯趙仲元的手腕上,，另有一根線接著揣在他懷里的鋼絲錄音機。
這次談話時間很長,，而那個錄音機錄一個小時就要更換一次錄音鋼絲,。很快，一小時過去了,，但談話繼續(xù)進行,，錄音鋼絲無法更換，錄音沒有成功,。毛澤東很不滿意,，趙仲元因為懷里的錄音機發(fā)熱，燙得肚皮疼,，卻也只能忍耐著,。這是一次“秘密錄音”，一次不成功的錄音,。
從1958年11月開始,，毛澤東外出時，對毛澤東在外地的一些重要講話,，或同一些地方的負責(zé)同志的重要談話,，以及同一些外賓的談話,，也進行了錄音（毛澤東同個別同志的談話沒有錄過音）。所有錄音帶和根據(jù)錄音整理出來的記錄稿,，都保存在原機要室,，一般不外借，個別因工作需要借閱的,，須經(jīng)我批準,，如向《毛澤東選集》編委會提供毛澤東講話的部分錄音稿，就是按規(guī)定辦理報批手續(xù)的,。
1959年11月,，毛澤東在杭州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我沒有參加這次會），會上毛澤東談到國際關(guān)系時,，他關(guān)照參加會議的同志不要做記錄,，這時胡喬木說還有錄音呢！毛澤東就很生氣地說：“誰叫錄音的,？以后誰再錄音就開除誰的黨籍,！”對毛澤東的批評，我專門召開了廳務(wù)會議原原本本地進行了傳達,。這以后,，對會議錄音我更謹慎。
1960年4月,，我陪毛澤東外出巡視,，直到6月下旬，上海會議（就是毛澤東作《十年總結(jié)》講話的那次會議）結(jié)束后才回到北京,。在這次外出期間,，毛澤東多次接見外賓，被接見的客人分別來自亞,、非、拉美,、東歐,、西歐，遍及全球,；客人的身份從民間團體,、社會知名人士到政府首腦和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袖；接見的地點有時安排在毛澤東臨時下榻的地方,，有時安排在他乘坐的專列上,。這幾次談話都錄了音，當(dāng)然是經(jīng)毛澤東事先同意的,。
1961年4月,，我正在河北省徐水宣講《人民公社六十條》,，突接龔子榮電話，說毛澤東追查錄音問題,，要我立即回京,。我回到北京以后，才知道毛澤東在長沙準備接見外賓時發(fā)現(xiàn)要錄音,，生了氣,。我在向小平、彭真同志說明情況的同時,，一方面向毛澤東作書面檢討,，承擔(dān)責(zé)任，說在錄音問題上疏于檢查,，請求處分,；另一方面責(zé)成機要室的同志抓緊組織力量，選擇最重要的錄音盡快轉(zhuǎn)化為文字記錄,，然后把所有的錄音帶清點登記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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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梁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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