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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機處始設于雍正七年(1729),。因與準葛爾部作戰(zhàn),，軍報往返頻繁，而內閣又距內廷過遠,，且辦事效率不高,，為了緊急處理西北軍務,，“始設軍需房于隆宗門內”。軍需房是軍機處的最早叫法,，以后又改為軍機房,、軍機處。直到宣統(tǒng)三年(1911)改設責任內閣,，執(zhí)政一百八十多年的軍機處才最終廢止,。
軍機處設有軍機大臣，雍正帝從大學士,、尚書,、侍郎以及親貴中指定充任。還有軍機章京,，由內閣,、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門官員中選充,。所有這些人都是兼職，他們的升轉仍在原衙門進行,。軍機處沒有正式衙署,，只有值班房，在隆宗門內,，靠近雍正帝寢宮養(yǎng)心殿,，以便于軍機大臣被召見議事。軍機大臣對皇帝負責,，他的下屬軍機章京因系其他部門的官員兼任,，他們之間沒有隸屬關系，很難結成同黨,。軍機處不過是皇帝的秘書班子,，它只能忠實執(zhí)行皇帝的命令，不可能形成危害皇權的勢力,。
擬繕諭旨是軍機處的主要工作,。雍正帝每天召見軍機大臣，有時一天召見數(shù)次,，召見時,，雍正帝指示各項事件應如何辦理，有時向軍機大臣詢問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以作出裁決。軍機大臣面聆皇帝旨意,，草擬文書,。上諭形成后,，不經(jīng)過內閣，由軍機處直接發(fā)給有關官員,。
在清代,，皇帝的詔令有數(shù)種。雍正以后,，由內閣傳抄發(fā)送的詔令，叫做“明發(fā)上諭”,；由軍機處撰擬,、抄寫、密封發(fā)出的詔令,，叫做“寄信上諭”,。“寄信上諭”因是由朝廷直接寄出,，故又稱“廷寄”,。所寄對象為高級官員，用“軍機大臣字寄”的形式寄送,；其余則用“軍機大臣傳諭”的形式寄送,。字寄、傳諭封函的表面都注明“某處某官開拆”,，封口處蓋有軍機處印信,，保密程度非常高。很顯然,，軍機處承辦的“寄信上諭”最重要,，內閣所辦理的“明發(fā)上諭”只是一般性事務文書。
歸軍機處辦的事情,，不問大小,，“悉以本日完結”，絕不積壓,。這樣的辦事作風,，效率自然較高。寄信方法也是快捷的,。張廷玉制定的廷寄辦法,，最后形成一套制度，是軍機處將上諭函封后交兵部,，由驛站遞相傳送,。軍機處根據(jù)函件內容，決定遞送速度,，寫于函面,，凡標“馬上飛遞”字樣的,，日行三百里，緊急事,，另寫日行里數(shù),，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的。這就和內閣發(fā)出的“明發(fā)上諭”不同了,。內閣的“明發(fā)上諭”,，或由六科抄發(fā)，或由有關部門行文,，多一個衙門周轉,，就費時日，保密也不容易,，往往被地方官員探到消息,，雇人先行投遞，在正式公文到來之前,，他們已悉內情,，作了準備，加以應付,。所以,，經(jīng)張廷玉規(guī)劃，創(chuàng)廷寄之法,，既保證了中央政令的嚴格貫徹,，速度又較前加快，從而提高了清朝政府的行政效率,。
奏折是一種臣民上奏文書,，它始出現(xiàn)于康熙年間，但在作者范圍,、傳遞方法,、疏奏內容及朱批等方面，都還沒有制度化,?！肚迨犯濉埻⒂駛鳌份d：“廷玉定規(guī)制：諸臣陳奏，常事用疏,，自通政司上,，下內閣擬旨；要事用折,，自奏事處上,，下軍機處擬旨,，親御朱筆批發(fā)。自是內閣權移于軍機處,，大學士必充軍機大臣,，始得預政事，日必召入對,，承旨,，平章政事，參與機密”,。自此以后,，作為一種官文書制度的奏折制度才被確立下來。不要小看這種文書制度,，它的影響之大甚至遠遠超過中樞機構的興衰替廢。它不僅牽涉朝廷政令的推行,，而且關乎君臣間權力的分配,。它的確立和軍機處的設立一樣，都是清朝官僚政治上的重大變化,，對清朝中后期的政治產生了十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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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梁昌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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