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說王安石是在坐以待時,，還不如說他不愿甘居人下,。這就像一些從不愿打雜當副手的強人一樣，不管身居何處,，哪怕在偏遠的小縣做個縣令,，也算獨轄山頭，這就是所謂“寧為雞頭,，不為鳳尾”吧,。

嘉祐五年，王安石初來京師時,，時人無不視之為奇才,，而且他既有創(chuàng)見、獨見,，也善于言談,。朝中名公巨卿如富弼和文彥博等，對他頗有好評,，歐陽修也對他抱有好感,。

不過認為他將會成為大害的人也并不乏見。例如王安石的老友張方平,，以及張方平的好友蘇洵,。估計蘇洵對王安石的厭惡與張方平也不無關系，以至于王安石母親去世時,，只有蘇洵拒絕前往,，并且還寫了那篇著名罵文《辯奸論》。

仁宗駕崩,、英宗即位后,，王安石大概由于曾上奏朝廷反對英宗接班，因而更加不愿在京師為官,。直到神宗明確表示出對他欣賞時,，王安石才重回京師，就任參知政事的高位,。

經(jīng)過對王安石的一次密談考察,，神宗皇帝決定不惜赴湯蹈火也要完成王安石的變法計劃。至于預料之中的反對,，神宗皇帝早有心理準備:即便犧牲其他所有大臣也無不可,。

依照王安石的建議，熙寧二年二月,，制置三司條例司成立,，蘇東坡弟弟蘇轍被安排在此司校對文稿,；七月開始施行市易法；九月施行青苗法,。誰知僅僅數(shù)月,，朝中大臣對王安石便由期待轉而開始產(chǎn)生了懷疑，進而由懷疑變成了反對,，伴隨著反對呼聲的還有內心的恐懼,。

這除了新法施行后在地方引起的難以避免的混亂之外，主要還是王安石的用人政策所致,。

新法實施,，排除反對者的干擾并沒有什么不對，但頒布的法律總需要有人去執(zhí)行,，這時的王安石選擇官員之標準也就簡單了:首先要政治過關——支持新法,！可惜政治上過硬的干部，人品上大多有缺陷,。這是不可避免的,，喊政治口號響亮的人多數(shù)心里骯臟，明撒謊不臉紅的人還配談什么道德人品,？

王安石就職不久,，便以大刀闊斧的風格在各個要害部門大肆清除異己。清洗最為徹底的莫過于首先公開反對新政的御史臺的御史們,，實際上對政府政策提出批評本來就是御史的職責,，但有些敏感時期，裝聾作啞反倒才是優(yōu)秀干部,，才能跟上面保持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