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著是右丞相汪廣洋被殺,。朱元璋鑒于李善長權力過大，威脅帝權,，于是在撤換李善長后,，最初選中了汪廣洋接替李善長的相位。汪廣洋遇事小心謹慎,，又以“廉明持重,，善理繁劇”而著稱。

洪武六年,，胡惟庸進入中書省,，與汪廣洋共任右丞相。之后,，汪廣洋以“無所建白”貶為廣東參政,。但是汪廣洋一離相位后，胡惟庸遇事專斷與李善長相比有過之無不及,。況且李善長還借胡惟庸等人,，遙執(zhí)相權，勢力更甚于前,。

汪廣洋被貶后,，當然也不服氣，便暗中收集李善長的不法證據(jù),，于洪武九年(1376)與御史大夫陳寧,，合疏參劾李善長有“大不敬”之罪。這當然正中朱元璋的下懷,，于是洪武十年九月,，朱元璋先升胡惟庸為左丞相，再調回汪廣洋為右丞相,，以牽制胡惟庸,，改變胡惟庸獨相的局面。

然而汪廣洋復相后,，整日喝酒,，并沒有起到應有的牽制作用，反而事事調和,，公事“惟以他官剖決,，不問是非，隨而舉行”。這令朱元璋大為失望,，又把他貶往廣南地區(qū),。即使這樣，仍未能平息朱元璋的怒氣,，便又追加詔書,，下令追到后，即將汪廣洋就地處死,，洪武十二年十二月汪廣洋被貶殺,。

由上可知，明初的丞相擅權不行,，尸位素餐也不行,，放權、抓權均無好下場,。朱元璋對于相權的存在實際上已深為反感,，他不能容忍相權過大，絕不希望有凌駕于眾人之上的權臣存在,，廢相只是時間問題,。

然而胡惟庸的獨斷專行，使相權與皇權的沖突更為明朗化了,。胡惟庸之前，李善長小心謹慎,，徐達經常帶兵在外,，汪廣洋只知飲酒吟詩，皇權與相權的矛盾尚不突出,。但胡惟庸為相七年,，擅權亂政，使得朱元璋感得大權旁落,，除了剪除別無選擇,。

胡惟庸案實際是一個冤案，明初的冤案又何止這一個,？

早在洪武十一年三月,，為了限制丞相的權力，朱元璋就下令凡奏事不得先“關白”中書省,。在此之前,，凡是各地送給皇帝的奏章都要關白中書省，就是給皇帝一份,，同時也要給中書省丞相送一份,。接著，又令六部奏事不得關白中書省,，這樣就大大削弱了中書省的權力,。然而即使這樣,，也還不能令朱元璋滿意。

于是就有了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朱元璋接著就宣布裁撤中書省,。丞相廢除后，其事由六部分理,，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朱元璋大權獨攬。秦,、漢以來實行了一千多年的宰相制度從此廢除,，皇權得到進一步加強。稍后,，朱元璋還宣布以后嗣君不許議置丞相,，大臣如敢奏請者，處以重刑,，并立為祖訓,。

我們再回頭看一下胡惟庸案就可明白，說胡惟庸獨斷專行確有其事,，但謀反其實是子虛烏有,，它只不過是朱元璋廢丞相的一個借口。胡惟庸被告稱謀叛時,，證據(jù)并不充足,，如果深究下去，胡惟庸可能不會被坐成死罪,。因此朱元璋才迅速認定謀逆是實,，即行殺掉，連告發(fā)的涂節(jié)也全不放過,，只是為了死無對證,，并可以借此另做文章。

朱元璋廢除宰相制后,，仍然能時時刻刻感受到李善長的威脅,。李善長為功臣之首，雖已退位,，但勢力還很大,，加之與胡惟庸的姻親故舊關系，始終令朱元璋耿耿于懷,。為了鞏固帝業(yè),，就必須徹底消除這一隱患，因而胡惟庸案不斷升級。明代的心腹大患是“北虜南倭”,，于是又為胡惟庸添上了一個“通倭通虜”的罪名,，就是說他勾結蒙古和日本，企圖謀反,。但是據(jù)吳晗先生《胡惟庸黨案考》,，通倭通虜都是“莫須有”的罪名。胡惟庸事件正像一個傳說中的故事,，時間越長,，故事的范圍便越擴大。到后來胡惟庸東通日本高麗,，西通卜寵吉兒,，南通三佛齊，北通沙漠,，東西南北諸夷,，無不與胡惟庸叛逆案發(fā)生關系。朱元璋在殺胡惟庸若干年后又給他加上這些謀逆罪名,，是想借胡案興起大獄來誅殺文武功臣,，以防功臣們日后威脅朱姓子孫。平心而論,，胡惟庸的被殺完全是咎由自取,，但是所謂的“胡黨”卻未免牽強附會。胡惟庸案實際上成為朱元璋整肅功臣的借口,，凡是他認為心懷怨望,、行為跋扈的大臣，都被加上“胡黨”的罪名,，處死抄家，開國功臣李善長也最終被牽連進此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