朦朧的“王氣”
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是在探索“夏墟”和夏文化的過程中被發(fā)現(xiàn)的,。如此巨大,、輝煌的一座都邑,，使得嚴謹而保守的學者們也禁不住感嘆它所透出的濃重的“王氣”,。大家都同意它已進入了文明時代，但這到底是誰留下的都城呢,？中國考古學家對此抱有濃厚的興趣,。
自1959年發(fā)現(xiàn)以來的50年間，有關二里頭遺址與夏文化的爭論持續(xù)不斷,。二里頭早于鄭州商城,，但它究竟是夏都還是商都，抑或是前夏后商,，學者們長期以來聚訟紛紜,，爭議不休。著名古史學家徐旭生先生本來是在踏查“夏墟”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二里頭遺址的,。但他根據(jù)文獻記載,，以及上世紀50年代對二里岡文化及相關文化遺存的認識，仍推測二里頭遺址“為商湯都城的可能性很不小”,。此后,，這一意見在學術界關于夏商分界的熱烈討論中占居主流地位達20年之久。70年代后期，北京大學鄒衡教授獨自提出“二里頭遺址為夏都”說,，學界遂群起而攻之。此后,，各類觀點層出不窮,。從作為先行文化的中原龍山文化晚期到二里頭一、二,、三,、四期，直至二里岡文化初期,，每兩者之間都有人嘗試著切上一刀,，作為夏、商文化的分界,，而且也都有各自的道理,。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不久前的學術界又一邊倒地形成了以鄒衡先生的觀點為中心的共識,。最近，這一共識又有所搖擺,，人們開始認可二里頭文化只是夏文化的一部分的觀點,。
說到這里，有人會問,，“主流觀點”和“共識”就更接近歷史的真實或者真理嗎,？那么在原來的“主流觀點”和現(xiàn)在的“共識”之間，哪一個更接近真實或者真理呢,？而且,，別忘了還有一句老話叫“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數(shù)人手里”。夏商周考古學的大家鄒衡教授,，正是憑著這樣的信念特立獨行,，堅持己見，才迎來了以他的觀點為中心的學界的“共識”,。然而這句老話是否又過時了呢,？
可以這樣講，專家學者提出的每一種觀點都有其道理和依據(jù),，而幾乎每一種觀點所依憑的證據(jù)又都能找出例外和反證來,。你在讀了相關論著，了解了關于夏商之爭的來龍去脈和焦點后,，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觀點來,。只不過所有提法都只是可備一說，代表一種可能性，你說服不了對方,，對方也辯不倒你而已,。用一句稍顯正規(guī)的說法就是，這一問題暫時還不具有可驗證性,。由于迄今為止沒有發(fā)現(xiàn)像甲骨文那樣可以確證考古學文化主人身份的當時的文字材料,，二里頭的王朝歸屬問題仍舊是待解之謎。
夏人傳說
在歷史學界,，關于時代定名一直存在著兩大話語系統(tǒng),。由于“身份”明確，歷史時代的考古學文化一般均可與文獻所載的社會集團相對應,，因而可以直接以國（族）或王朝名來命名,。史前至原史時代（Proto-history，文字產(chǎn)生之初或文字不起關鍵作用的時期）一直分列的文獻史學與考古學兩大話語系統(tǒng)（前者一般采用神話傳說人物和朝代名,；后者習慣以考古學文化來命名）至此才開始合流（表1）,。晚商文化、西周文化均屬此類,，殷墟則因有甲骨文的出土與釋讀而成為第一座“自證”身份的王朝都城,，從而走出了“傳說時代”。徐旭生在半個世紀前指出,，“我國,，從現(xiàn)在的歷史發(fā)展看，只有到殷墟時代（盤庚遷殷約當公元前一千三百年）,，才能算作進入狹義的歷史時代,。此前約一千余年，文獻中還保存一些傳說,，年代不很可考,，我們只能把它叫作傳說時代”。其后的幾十年間,，中國上古時期考古學的發(fā)現(xiàn)雖層出不窮,，研究不斷深入，但卻未能“更新”或深化當年的認識,，關鍵即在于直接文字材料的闕如,。
鑒于此，可以說最早見于戰(zhàn)國至漢代文獻的夏和商的世系并不是史學意義上的編年史,。顧頡剛,、陳夢家、吉德煒（KEIGHTLEY, D. N.）,、艾蘭（ALLAN, S.）等都曾指出,，宗譜中的早期國王更像是在其后演變過程中被創(chuàng)造、編輯和改進而來的。因此,，不少文獻中夏和商的王系應理解為口傳的世系,。盡管在公元前兩千紀的后半，商和其他同時期人群中可能有關于夏人的口頭傳說,，夏也很可能是早于商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實體,，但在沒有夏當時的文字材料發(fā)現(xiàn)的情況下，作為一個王朝的夏的存在還無法得到證明,。
扭曲的王系
古代中國不是惟一為遠古王系所困擾的社會。蘇美爾,、埃及,、瑪雅和許多其他文明都有文字記載來證明他們深遠而感人的歷史，這些歷史記載源自口頭傳說,。據(jù)Henige對許多古代王朝王室世系的系統(tǒng)研究,，一系列紀年上的扭曲變形可以出現(xiàn)在對口頭傳說社會的王系、宗譜和其他關于歷史時間跨度推測的處理上,。宗譜可以通過壓縮被縮短,，在這種情況下，被記住的只有最早的開國的幾代和最近立為嫡嗣的四至六代,。與此形成對比且更為普遍的是,，宗譜也會被人為地延長。在王系中,，可以看到對既往時間長度的夸大的描述,。
有充足的例證可以說明王系在時間上被扭曲的情況。例如,，蘇美爾的王系成文于公元前2100年,，記述了到那時為止統(tǒng)治美索不達米亞的王朝的順序。它列出了前后相繼的約115個統(tǒng)治者的名字,，但實際上,，這些王分屬于不同的城市國家，其中許多是同時存在而非先后關系,。由于年代上的扭曲,，蘇美爾的王系把本來600余年的歷史時期拉長為一個超過1900年的統(tǒng)治期。公元前一世紀瑪雅早期紀念碑上的文字,，把其王室的具有重要宗教儀式內(nèi)容的日歷始點追溯到公元前3114年,，而這比最早的農(nóng)業(yè)群落出現(xiàn)于這一地區(qū)早了1000年。許多瑪雅紀念碑刻銘的主要目的是贊揚統(tǒng)治者和他們的世系,，所以一個以世系的連續(xù)性和祖先崇拜為核心的,，具有特定的社會、政治和宗教背景的貴族活動的悠久歷史被編造出來。
并不是說所有的歷史文獻都是政治宣傳,，但統(tǒng)治者確有明顯的政治動機去制造和操縱王系和宗譜,。任何對歷史的闡述都包含了當代社會的需求。沒有理由相信中國古代的歷史學家在創(chuàng)作王室宗譜時對于這樣的政治動機具有免疫的功能,。事實上,，Henige所討論的口傳歷史中許多類型的扭曲變形也見于夏商年譜，它們似乎是傳說與史實,、口傳歷史和歷史記載的混合物,。甲骨文和后代文獻中某些早期君主的名字可能的確是經(jīng)若干世代口口相傳的真實人物。但這些王系并非王朝歷史完整的記述或確切的序列,，被數(shù)百年乃至上千年后的歷史學家安排給夏商王朝的各種時間跨度,，不應被當作等同于編年史的時間框架。利用這些文獻材料進行與考古學的整合研究之前,，我們需要首先搞清它們?yōu)楹斡质侨绾伪粍?chuàng)作出來的,。
等待謎底
文字（甲骨文）的發(fā)現(xiàn)與解讀最終使商史成為信史。這一環(huán)節(jié)也是確認夏文化,、夏王朝以及夏商分界的不可或缺的關鍵性要素,。
考古遺存、后代的追述性文獻,、并不“絕對”的測年數(shù)據(jù),，以及整合各種手段的綜合研究，都無法徹底解決都邑的族屬與王朝歸屬問題,。二里頭都邑王朝歸屬之謎的最終廓清,，仍有待于直接文字材料的發(fā)現(xiàn)和解讀。
眾所周知,，碳十四測年技術這一物理學的測定方法,，給考古學年代框架的確立帶來了革命性的變化。它使缺乏直接文字材料的早期歷史尤其是史前時代的研究,，開始有了“絕對年代”的概念,。但既有的研究表明，無法消除一定誤差的測定值,，能否滿足偏于晚近,、要求精確年代的夏商周時代的研究需求，仍是學術界關注的話題,。
應當指出的是,，在考古學家致力于解決的一長串學術問題中，把考古學文化所代表的人群與歷史文獻中的國族或者王朝歸屬對號入座的研究,，并不一定是最重要的,。暫時不知道二里頭姓夏還是姓商,，絲毫不影響它在中國文明發(fā)展史上的地位和分量?？脊艑W家最拿手的,，是對歷史文化發(fā)展的長程觀察；同時,，盡管懷抱“由物見人”的理想,，但說到底考古學家還是最擅長研究“物”的。對王朝更替這類帶有明確時間概念的,、個別事件的把握,，肯定不是考古學家的強項。如果揚短避長,，結果可想而知,。回顧一下研究史,，問題不言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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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許宏
編輯：
劉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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