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時期,，國內(nèi)最大的商業(yè)資本集團是麇集揚州的兩淮鹽商,。而在鹽商中,，人數(shù)最多、勢力最雄的又是徽商,，他們幾乎壟斷了兩淮所產(chǎn)食鹽的全部流通過程,，揮金如土,，富埒王侯,。維持其奢侈性消費的經(jīng)濟來源,，無疑是其攫取的巨額壟斷利潤,。其主要手段之一是用不等價交換和放高利貸剝削食鹽生產(chǎn)者,。
清人黃鈞宰在《金壺浪墨·鹽商》中說:“兩淮(鹽)額引一千六百九十萬有奇(注:應(yīng)為169萬),，歸商人十數(shù)家承辦……以每引三百七十觔計之，場價止十文，加課銀三厘有奇,，不過七文,，而轉(zhuǎn)運到漢口以上,，需價五、六十不等,。”以此推算,，購價與銷價相距三,、四倍，年利潤率則高達194．1％,。
這一巨額利潤,，一方面攫取于食鹽生產(chǎn)者(即鹽場灶戶),，一方面則攫取于食鹽消費者(即廣大勞動人民),。對于食鹽生產(chǎn)者來說，兩淮鹽商的牟利手段主要是大桶中鹽,、壓低收價，此外則是以重利收債的辦法來加以剝削,。
(一)所謂大桶中鹽。據(jù)乾隆三十一年兩淮鹽政普福奏稱,，兩淮鹽商“惟知自利,，不知灶艱”，以自制大桶量收灶戶食鹽,，與鹽場通用之桶相較,，“每桶實多一,、二十斤不等”,。通過這種手段，兩淮鹽商一年就可獲得純利潤數(shù)百萬兩白銀,。
(二)所謂壓低收價,。乾隆六年陜西道監(jiān)察御史胡定奏稱:“(兩淮)灶戶所賣之鹽、腌鹽計二百五十斤為一桶,，一桶可得大制錢七百文,，而鹽商買每桶只給銀五錢，或乘其急需而給四錢,，僅敷工本,，其戥頭銀水更多克扣?！卑串敃r大制錢七百文合白銀一兩計算，鹽商向灶戶收購食鹽,，最多只給一半價格,。
(三)所謂重利收其債。清人王鼎在《兩淮鹽法志稿》中說:鹽商唯利是圖,，“稱收則勒以重斤,，借貸則要以重息”。就是說,，鹽商還通過高利貸形式來剝削食鹽生產(chǎn)者。按宋應(yīng)星《野議·鹽政議》中所說明末鹽商資本“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九百萬兩”計算,，鹽商放高利貸的利息率超過33％。
明清兩淮鹽商不僅在流通領(lǐng)域的購買階段(G—w)采取大桶中鹽,、壓低收價,、克扣戥頭銀水等手段剝削食鹽生產(chǎn)者，而且在流通領(lǐng)域的售賣階段(w—G)采取克扣斤兩,，囤積居奇,、任意漲價和摻假等手段來剝削食鹽消費者和小商小販,，以攫取大量的貨幣財富。
如同馬克思所指出，“賤買貴賣,，是商業(yè)的規(guī)律”,。對這條規(guī)律，兩淮鹽商是很精通的,。他們在鹽場收購食鹽,，千方百計壓低價格,，而在行銷時則囤積居奇，隨意提高出售價格,，以牟取暴利,。道光中葉,，百姓以稻谷一石，坯換不到一包食鹽,，當時兼管鹽政的兩江總督陶澍也提出:“計算場價,，每鹽一斤,，不及十文,，而轉(zhuǎn)銷各處,，竟至數(shù)十倍之價,。”有人甚至直接指出:鹽商“服食奢靡，積慣成習(xí),，身家所費，已無限量……皆增加于鹽價之上耳,。”
兩淮鹽商還采取摻假等奸詐行為來增加利潤,。關(guān)于這一點,，乾隆六年陜西道監(jiān)察御史胡定在上給清廷的一份奏呈中，就作過揭露。他說:兩淮鹽商在銷售食鹽時，“多方罔利,，或鹽船故令遲到,，使鹽價騰貴；或詭稱鹽將缺乏,，致百姓搶買，頓收數(shù)倍之利,。且復(fù)每包缺少分兩，摻和泥沙”,。清人鄭祖琛也指出:把持兩淮鹽政的大鹽商們“專其利以病民，百弊為之叢集”,，他列數(shù)了鹽商的好幾條弊端,，其中一條是:“(食鹽)售之于小販，則攙和有弊,，輕稱有弊”,。
總之，兩淮鹽商奢侈性消費的經(jīng)濟來源,，是他們憑借食鹽運銷的壟斷權(quán)和手中的雄厚資本所攫取到的巨額壟斷利潤。而這巨額壟斷利潤,，主要是通過剝削食鹽生產(chǎn)者和食鹽消費者而得來的。他們攫取利潤,、窮奢極欲的過程,，也就是食鹽生產(chǎn)者和食鹽消費者遭受剝削而日趨貧困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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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
石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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