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造反”的目的不是效忠某個個人或某種“主義”，而是效忠自己的腸胃,。簡單地講,，就是為了請客吃飯。明末的農民起義有一個很有意思的現(xiàn)象,，即幾乎所有的起義軍首領都有過招安,、投降的經歷。桀驁如張獻忠者竟然也在崇禎十一年正式受撫,，接受了熊文燦給他的副將頭銜,。當一個叫林銘球的巡按御史來到谷城時，張按照官場禮儀,，立即向他行跪拜禮,。史家在處理這一檔史實時，或者假裝不知道——實在繞不過去,，就說這是一種“策略”,；或者說這是“農民階級的二重性”。實際上,，這恰好說明這些起義的農民領袖,，包括李自成在內,，都不是真心造反，至少在起事之初,，他們誰也沒有想過要“取而代之”,。這樣，當官軍剿撫并用,，答應給他們牛犁耕種,，并讓他們的妻小吃飽時，手下將士便人心離散,，渴望過正常人的生活,。

因此,，革命（本文指用群體性的暴力活動來顛覆,、破壞現(xiàn)存秩序、制度的行為）雖然有多種,，但就它的發(fā)生動機來看,，大致有兩類:一類是在一種新的制度、理念的引導下,，通過有共同理想的隊伍,，來達到實現(xiàn)社會正義的目的，一類是在饑餓,、困頓,、生命受到威脅的情況下，被迫起來尋找出路的,。一類是由良知和頭腦引導的,，一類是由肚皮和腸胃引導的；因而,，一類可以叫“良知革命”,，一類可以叫“肚皮革命”；“良知革命”的背后是一套新的政治理念,，往往能通過一個國家的試驗給整個人類提供一種新的制度模式,，“肚皮革命”因為缺乏新的制度想象力，所以完成的基本上是一個簡單的“改朝換代”,，即“屁股變了,，龍椅沒變”；前一類像英國1688年的“光榮革命”,、美國獨立戰(zhàn)爭以及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而后一類則幾乎可以囊括中國歷史上大大小小所有的農民起義，李自成領導的當然也不例外,。

誠然,，革命,，尤其是“肚皮革命”，打斷了社會的正常積累,，浪費了既有的物質資源,，破壞了既定的文化創(chuàng)造秩序，不說別的,，單是革命要死人這一點就足以使我們認定,，改良比革命好，這不需要討論,，需要討論的是,，李自成怎么“改”崇禎的“良”？是通過立法,？選舉,？還是彈劾？罷免,？如果這些都不可能,，而且也不能造反——因為造反是一種暴力行為，那么,，對李自成來說,，剩下的恐怕就只有一條路，那就是等死,，如果等死也算一條路的話,。

實際上，朝廷和官府正是這么看待這些起義軍的,。兵部尚書楊嗣昌為了捉拿張獻忠,，曾張榜通衢，上附一首他自作的《西江月》,，劈頭兩句就是“不作安安餓殍,，效尤奮臂螳螂”。不說他殘酷鎮(zhèn)壓農民軍,，單憑這兩句,，我覺得他最后自縊身死，就是死得其所,。張獻忠固然不是善類,，但楊嗣昌說的就更不是人話。一個兵部尚書,，朝廷重臣,，歷來以“父母官”自居，竟然要“子民”“作安安餓殍”！

中國要想走出“以暴易暴”,、“治亂循環(huán)”的怪圈,，就必須拋棄幾千年來“只換屁股，不換龍椅”的革命方式,，必須尋求一種和平漸進的方式來切入世界文明進步的潮流,，這沒有錯。問題是我們在拋棄傳統(tǒng)思維模式,，尋求外部資源的過程中,，是否一定要將幾百年前這些走投無路被迫鋌而走險的祖先妖魔化？我們是否能在否定他們解決問題的方式的同時,，能對他們在反抗壓迫與暴政角逐的過程中所彰顯的人格力量,、生命意志給予適當的尊敬？一句話,，我們在品評這些逝去的英雄時,，能否多一點理解，少一點苛責,？多一點設身處地的悲憫,，少一點站著說話不腰疼的高談闊論,？圣經上講,，你們愿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當提倡“非暴力”的人分不清施暴者和反抗施暴者,，一例嘲笑挖苦以自高時，我覺得這對后者本身就是一種“暴力”,，一種“語言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