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大經在《鶴林玉露》中提到的胡銓,，即為一典型例子:“胡忠簡公為舉子時,，值建炎之亂，團結丁壯,，以保鄉(xiāng)井,。隆佑太后幸章貢，虜兵追至,，廬陵太守楊淵棄城走,。公所居曰薌城，距城四十里,，乃自領民兵入城固守,。市井惡少乘間欲攘亂,，斬數人乃定?！盵15]（卷三,，前輩志節(jié)）以北方弓箭社為例，他們“自相推擇家資武藝眾所服者為社頭,、社副,、錄事，謂之頭目,?！搅①p罰，嚴于官府,，分番巡邏,，鋪屋相望，若透漏北賊及本土強盜不獲,，其當番人皆有重罰”[3]（卷一九○）,。它的興起及其組織形式及內容，實際上已取代了當地官方的鄉(xiāng)村基層組織,，除了負責地方防御之外,，同時還兼負地方行政管理事務。以社的形式對鄉(xiāng)村基層民眾采取軍事化的組織,，使鄉(xiāng)村農民、丁壯得到必要的軍事訓練,，對于弭平地方性騷亂,，維護封建秩序，其功效也是毋庸置疑的,，這使得地方官府守御地方的職責減輕,，而鄉(xiāng)村地方武*裝防御“盜賊”的職權則有所加強。

軍事性會社的興起,，于國于民都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一方面,，民無轉餉之勞，土免征調之苦,，國省軍費開支,。在過去，每當地方有事,，就調遣他處官軍,，勞民傷財，士兵也疲憊不堪,，正規(guī)官軍戰(zhàn)斗力不強,，不能快速解決地方之事,。地方軍事性結*社興起后，這些鄉(xiāng)兵社眾平時訓練有素,，一旦地方有事,，就可以隨時調遣彈壓。另一方面,，軍事性會社興起后,，人自為兵，家自為戰(zhàn),，有兵之實,，而無兵之名。這種“人自為兵”,，雖不是全民皆兵,，但暗含寓兵于農、寓兵于民之深意,，在使鄉(xiāng)村體制趨于軍事化方面有著不可低估的作用,。就這兩方面意義而言，宋代軍事性結*社的現象極為普遍,，遍及全國,，也就不足為怪了。當然,，當宋代各種軍事性會社為宋==所承認,、改造、利用和加以控制,，并成為一種制度進行推廣后,，也和封建時代任何一種制度一樣，弊端百出,，漸趨敗壞,。如弓箭社，在王安石推行保甲法期間,，曾令弓箭社兩丁以上人戶兼充保甲,。因為兼亢保甲之故，致使弓箭社成員被東召集西追呼,，既疲于奔命,，又無法從事生產活動，導致當地民眾參與弓箭社的積極性及其戰(zhàn)斗力都大不如前,。到了北宋末年,，宋==在河北東路、京東,、西路強迫當地人民組建弓箭社,，各級官吏因此而升官發(fā)財,，得到了極大的好處，而民眾們卻不堪其擾,，老弱轉徙道路,，強壯起為盜賊。最終導致這一原本于國于民都有利的結*社被取締解散,。又如福建忠義社,，紹興十五年以后，福建未發(fā)生較大的農民起義,，鄉(xiāng)*社豪酋便利用忠義社魚肉鄉(xiāng)里:“縣道不能安恤,，尉司因而追集騷擾，及有科率置辦器甲之屬,，卻致社戶不得安處,，甚失元置忠義社之意”[5]（兵二之六○）。有些鄉(xiāng)兵甚至“率眾劫奪財物,，甚者,，指平人為奸細，殺戮良善”[5]（刑法二之一○一）,。此時的忠義社在某種程度上已經起了“破壞封建社會秩序”的作用,，其行為與起初組建時的原意相去甚遠，因此,，福建忠義社也被宋廷嚴加限制,。

再如忠義巡社。建炎元年,，宋高宗屢次下詔在全國普遍組建忠義巡社,，忠義巡社很快地從河北發(fā)展到京東、西,、河東、陜西等路,。但是,，這種做法很快就遭到一些臣僚的反對。建炎二年四月,，“言者以為巡社之設,，利于西北而不利于東南?！鐤|南創(chuàng)置,，人多不愿，州郡強使入社,，亦非樂從,。逼于官司驅率,，勢莫能免。今曰駐蹕淮甸,，恃東南以安民心,，末宜騷動。欲望將先降存留指揮,，更不施行”[2]（卷一五）,。在遠離宋金戰(zhàn)場的東南后方，仿西北邊境而設忠義巡社,，強迫民眾入社,，不僅不能發(fā)揮抗敵的作用，反而使這種結*社成為一種額外的負擔,，一種新增的徭役,，也是遠遠背離了其紐建的初衷。因此東南地區(qū)的忠義巡社,，很快也就宣告作罷,。

綜上所述，宋代軍事性會社包括防衛(wèi)鄉(xiāng)里的民間自保之社和防御外族入侵的保境抗敵之社,。這類軍事性的社*團,，數量多且性質復雜，既有備邊保境,、維持鄉(xiāng)里治安的一面,，也有對抗官府、滋擾百姓,、魚肉鄉(xiāng)里的一面,，因而均帶有臨時性的特征，政局一經穩(wěn)定,，鄉(xiāng)里危難一旦解除,，這些團體也就被解散取締，或歸于農,，或歸于商,。但總的來說，它們均起到了保衛(wèi)鄉(xiāng)里的作用,，不但成為正規(guī)的國家軍事力量的補充,，而且與傳統(tǒng)的鄉(xiāng)里社會相輔相成，成為宋代社會特色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