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的豪族勢力

東漢王朝建立的基礎是社會遍布大大小小的豪族,。

其中，作為皇族劉氏掌握政權的基礎,，南陽陰氏外戚集團和河北郭氏外戚集團實際是被保護并允許擴大勢力和影響的,。

而此外的地方豪族，是一種社會勢力。

它們擁有大片土地和豪華宅舍,。他們在自己的田莊中不僅經營農業(yè),，還兼營林、牧,、漁,、工、商,、假貸等副業(yè),，因而相當富有。豪族通常要利用其財富,，團結宗族鄉(xiāng)里,，招引賓客，以突破家庭規(guī)模的限制,，擴大自己的勢力,。宗族不“共財”，當然會有貧富之別,。但在血緣紐帶的維系下,，宗族成員有相互扶助的義務，特別是其中的富人,，有依親疏遠近賑贍窮人的責任,。富人未必都是大宗或族長，但他們以財富為后盾,，以賑贍為手段,，通常會成為宗族的領袖。

豪族養(yǎng)“賓客”也是普遍現象,。所謂“賓客”,，魚龍混雜，既有攀附權貴的士大夫,，也有尚武行俠的劍客,，還有亡命無賴之徒。充當謀士爪牙,，或者打理畜牧,、屯田等事務。

豪族役使貧民從事生產并收取高額地租,，是漢代常見的現象,。除“貧民”外，奴婢也是東漢豪族田莊中的勞動者,。

豪族多有家兵之外，還透露出其家兵系由田莊中的“農人”充當。東漢豪族田莊中的勞動者主要是“貧民”和“奴婢”,，漢末三國以后常被稱作“奴客”,。他們除須從事農副業(yè)生產外，很可能也要承擔保護田莊的任務,。及至漢末,，這些“奴客”大量轉化為“家兵”，隨豪族卷入了戰(zhàn)爭,。

總之,，豪族占有大片土地，役使貧民和奴婢從事生產并守衛(wèi)田莊,。宗族和賓客則是他們干預世事的幫手和爪牙,。

隨著豪強地主勢力的不斷發(fā)展，早在西漢后期就開始出現的地主田莊經濟在東漢發(fā)展迅速,。隨著鄉(xiāng)里宗族勢力的恢復和發(fā)展,，儒家倫理道德觀的倡導和普及進一步促進了宗族之聯結和宗族規(guī)模的擴大?！皬膬炔恐v,，宗族內各家庭互救互恤，對維護小農經濟發(fā)展,，防止小農破產,，起到積極作用，可是從外部來看,，由于小農家庭對宗族依賴性加強,，對國家依附性就相對減弱，宗族逐漸發(fā)展成為一種獨立的社會勢力,。隨著東漢封建中央集權制的削弱,，以及宗族勢力的日益強大，到了東漢末年就發(fā)展成為強宗大姓和塢堡組織的割據,?！毕鄬τ谖鳚h中期前王權對鄉(xiāng)里強宗大族的有效駕馭而言，西漢中期以后,，王權對于普遍存在并武斷鄉(xiāng)曲的強宗大姓的打擊顯得無力,。

在這樣的宗族豪強的田莊里，不僅存在大量的奴婢,，同樣也存在為數不少的依附農民,。盡管目前對于東漢依附農是否隸屬于國家名籍尚存在爭議，但是這種依附關系的存在對于國家鄉(xiāng)里秩序的負面影響是不可否認的,，其總的趨勢就是農民對地主的人身依附關系日益加強,，而與封建國家的聯系卻日益減弱，國家對農民的人身和經濟控制逐漸演變?yōu)榈刂鲗r民的人身和經濟控制，從而導致國家在鄉(xiāng)里政治滲透力的弱化,。而這也意味著真正鄉(xiāng)賢的缺失,。

特別是在社會動亂時期，他們往往成為王權的敵對力量,，從而使得國家對道德倫理提倡所促成宗族之聯結的成果也就很容易變成王權塑造鄉(xiāng)里秩序的離心力,。

雖然這時的豪族作為一種政治勢力尚未發(fā)育成熟，還不能像日后漢末三國時那樣,，撐起天下三分的局面,。但他們的存在、他們對社會的影響及由此形成的政治生態(tài),，已經對帝國的統(tǒng)治構成嚴峻挑戰(zhàn),。

東漢如何面對豪族的挑戰(zhàn)

東漢政府面對這一社會勢力，一方面,，容忍大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和發(fā)展,，不再企圖根除土地兼并現象；另一方面,，一系列旨在抑制豪族勢力的政治措施悄然出臺,。

東漢政權建立后，承西漢和新莽之弊,，土地兼并和自耕農的奴婢化依然是社會的棘手問題“光武帝劉秀登位之后,，多次頒發(fā)免奴婢為庶人的詔令，與此同下令”度田“,，以清查豪強不法侵占的土地,，并檢核人口。

盡管在度田過程中,，由于執(zhí)行者與強宗豪右的相互勾結和從中作梗遇到了困難,，但還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雖然東漢皇室默認并許可地方豪族的存在--這也是不得不承認的,，但對他們的壓制和打擊貫穿始終,。換句話說，明帝認為,，只有不斷打擊這些地方豪族,，讓他們不敢擴大兼并，干涉地方政務,，才是正確的治國方式,。

如何打擊地方豪強？答案就是就是加強吏治,。東漢建立后,，有效抑制豪族,，是地方官的首要任務。在此背景下,，地方官嚴厲打擊不法豪族的事屢見不鮮,。官場中迅速形成嚴猛苛刻的風氣。

但嚴切苛刻的吏治雖然造成了一時政治清明,，地方豪強收斂，治安好轉,。但這一手段造成的種種弊端也漸漸浮現,。

苛刻嚴切的官吏行政作風導致冤獄大大增加。害怕上級追責的官吏治獄勢必寧枉毋縱,，寧重毋輕,。加上貪酷之吏循私舞弊，”獄多冤結“便不可避免,。豪族有權有勢,，有罪吏尚不敢問，蒙冤之事肯定較少,，遭殘吏迫害的獄中”冤人“當然多是普通百姓,。

隨著東漢立國日久，這一問題漸漸嚴峻,，官吏的”苛刻“”奸貪“,，豪族的”并兼“”侵枉“，加上自然災害的打擊,，使百姓生活日趨惡化,，社會矛盾日益尖銳，治安狀況也出現滑坡,。

這又給了并非南陽和河北兩個外戚豪強集團成員的一般地方豪族改變命運的機會,。

反王莽的戰(zhàn)亂促成了豪族與士大夫集團的合流。其中許多家族歷久不衰,，成為魏晉門閥世族的前身,。東漢統(tǒng)一后社會環(huán)境不再具備結成豪族武裝集團的可能性，豪族如果要保持和加強家族的政治權位,，就必須要正常地通過經學化的途徑提高家族的文質性,，靠官僚化、士族化來實現,。而東漢時期豪族能否步入仕途,，實現其家族的官僚化，取決于能否出任地方政府的掾史和被察舉為孝廉等,。

隨著官吏的”苛刻“”奸貪“,，使得百姓生活惡化,，民間的呼聲開始要求撫民有術的”良吏“取代”殘吏“。

東漢豪族的分裂與黨錮之禍

那么,，”良吏“如何產生呢,？根據文化水準和與權力結合程度的高低，東漢中后期豪族逐漸演變?yōu)槭看蠓蚝雷澹ㄊ孔澹┖头鞘看蠓蚝雷澹ㄍ梁溃?。地方豪族中部分接受了儒學的家族演變成士大夫豪族即士族,，他們逐步成為”良吏“的穩(wěn)定來源，從而成為后來的世家大族的雛形,。

而東漢晚期外戚豪族集團的退出又為儒學世家的士族提供了廣闊的政治空間,，由此，士族政治地位逐漸上升,，彌補了外戚豪族逐步淡出后的政治空間,。

而隨著士族的門閥化，一般的豪族地主就很難在仕途上有所作為了,，閥閱功勞,、門第族望已成為選官的主要依據，勢族,、單門之間的界限雖不似魏晉以后徑渭分明,，但已成為社會上評定人物的標準。

在此條件下,，豪民的政治空間又被擠壓到地方乃至鄉(xiāng)里,，他們的政治出路盡管渺茫，但勢力仍然炙手可熱,。他們廣占田園,，役使成百上千的徒附和奴婢，宗親賓客一身二任,，組成半公開性質的私兵,。對這些遍布全國的”土豪劣紳“，不僅庶民百姓畏之如虎,，鄉(xiāng)官里吏避之不及,，就是州郡長吏也懼其三分。

因此東漢中后期鄉(xiāng)里豪族之間的關系主要向兩類豪族為官僚化和士族化的對立發(fā)展而去,。地方鄉(xiāng)里社會逐漸被士大夫豪族與非士大夫豪族的對立和爭斗而分裂,，最終士大夫豪族通過同地的鄉(xiāng)里關系、不受地域限制的師生,、交友,、故吏乃至姻親關系結成黨人集團。

而非士大夫豪族在官僚化和名士化的過程中不被士大夫豪族所認可,、接納之后轉而投靠以”兼并“為主要目的的外戚,、宦官勢力成為濁流豪族,，因此地方鄉(xiāng)里社會的分裂是東漢黨錮之禍爆發(fā)的深層次原因。而這也宣告了豪族內部的分裂,，大量濁流豪族上升無望,，對東漢王朝產生了離心力。原本已經不穩(wěn)的統(tǒng)治根基遭到撕裂后,，東漢很快就要走向混亂的三國時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