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35年的對日“親善”政策

長城抗戰(zhàn)結束后,，國民政府的做派為之一變，全面向日本示好,。為表示對日友好親善,，1934年，在汪精衛(wèi)的指示下,，中日雙方先后就華北與偽滿洲國通車,、通郵事宜達成協(xié)議，恢復了關內外的通車,、通郵,。

1934年末蔣介石與陳布雷合撰《敵乎？友乎,？--中日關系的檢討》一文,，并以徐道鄰的名義將其發(fā)表于《外交評論》。在這篇旨在以中日之間的利害關系“促倭方之醒悟”的論文中,，蔣介石勸告日本：從世界大勢和中日兩國之過去,、現(xiàn)在及將來著眼，中日輔車相依,，只可攜手,，不應敵對,；雙方關系之惡化或戰(zhàn)爭之爆發(fā)，結果惟有中日兩敗俱傷,，而蘇聯(lián)等第三國則乘機漁利,。據(jù)此論點，該文還呼吁日本和中國共同改正錯誤,，打開僵局,。

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廣田弘毅就“中日親善”,、“經濟提攜”等問題發(fā)表演說,。提出著名的“廣田三原則”，對此,，國民政府方面由汪精衛(wèi)出面,，對廣田的講話予以了高度評價和回應。

1935年1月29,、30日,，蔣介石打破慣例，主動約見了日本駐華公使有吉明和陸軍武官鈴木美通,，商談改善兩國關系問題,。在這之前，南京政府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汪精衛(wèi)也與日本駐南京總領事須磨彌吉郎舉行了會談,，商討打開中國僵局的辦法,。九一八事變以來南京政府堅持的對日不直接交涉政策在此打上了句號。

蔣介石于1月30日晚宴請中央負責人,，席上,，由汪精衛(wèi)出示了一份關于對日外交方針的提案，“內容大致在不喪權之原則下,，謀中日之親善,，以打開目前之難關”。國民黨中央宣傳委員會主任委員邵元沖等人對此提出疑問,，認為中國“應有最低之限度與最后之決心,，及從基本上充實國力”。但深受蔣介石信任,、被委以華北對日外交重任的黃郛竭力為日本解釋,，認為現(xiàn)在日方軍政意見均已一致。

2月1日,，蔣介石在答《中央日報》記者問時,，也再次肯定廣田演說“亦具誠意”，并呼吁：“中國過去反日之情感，與日本對華優(yōu)越之態(tài)度,，皆應共同改正,，方為敦友睦鄰之道?！?/p>

在2月6日的國民黨中政會第443次會議上,，常務委員提議：根據(jù)蔣介石會晤日本人的談話，今后應切實勸告停止抵制日貨及反日團體的活動,。對此提議，一些與會者“頗有不滿”,。辯論的結果,，會議決定將此案移交國民黨中常會拍板。在翌日的中常會上,，仍然“頗有討論”,。但是，“以此事既經領袖方面（蔣汪）所允諾,，一般中央委員對于日本之著著進迫實亦感無他法應付之今日,，故亦不便作根本上之反對”。最后,，中常會不僅通過了該案,，還決定由中央分批召集各級黨部指示辦理停止檢查日貨及各種抗日組織活動的辦法。

隨之,，2月11日和15日,，國民黨中常會連續(xù)舉行了幾次省市黨部負責人會議，汪精衛(wèi)每次都到場演講緩和對日運動的理由,。當邵元沖在會上發(fā)表反對意見后,，汪還為之“怫然”。

中日“親善”到5月達到了髙潮,。其標志是中日使館由公使級升格為大使級,。

5月27日，汪精衛(wèi)與蔣介石聯(lián)名發(fā)布禁止排日運動的命令,。

6月10日,，南京國民政府發(fā)布《邦交敦睦令》，稱：“睦鄰尤為要著,，中央已屢加申儆,，凡我國民對于友邦，務敦睦誼,，不得有排斥及挑撥惡感之言論行為,，尤不得以此目的組織任何團體，以妨國交。茲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實遵守,。如有違背，定予嚴懲,?！边@里所謂的“友邦”主要指日本，所謂的“睦鄰”即指對日親善,。

一時間,。對日“親善”之風勁吹。對此中國民間,、輿論,、知識階層都給予了極力反對和批評。

1935年3月,，近百名教授聯(lián)合發(fā)表《反對中日親善通電》,，痛斥蔣介石、汪精衛(wèi)合唱的“中日親善”論,。

對于前面提到的蔣介石親自撰寫,，借徐樹錚之子徐道鄰的名義發(fā)表的《敵乎？友乎,？》一文,，也引發(fā)了國內輿論界的熱烈討論，批評尤其猛烈,。魯迅也在給蕭軍和蕭紅的信中,，譏諷該文賣國：

“你記得去年各報上登過一篇《敵乎？友乎,？》的文章嗎,？做的是徐樹錚的兒子，現(xiàn)代闊人的代言人,，他竟連日本是友是敵都懷疑起來了,，懷疑的結果，才決定是‘友’,。將來恐怕還會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來,?！?/p>

來勢洶涌的“中日親善”和對此鋪天蓋地的批評背后，國民政府的初衷究竟為何,，蔣介石真的想和日本“親善”嗎,？雖然我們知道汪精衛(wèi)很可能就是這么想的,。

蔣介石的真正意圖何在？

蔣介石的真正算盤是“對倭諒解,，使其對俄”,，當年張學良想不明白的事，蔣介石想明白了,，作為東北三國志中最弱的一國,，利用蘇日矛盾讓他們鬼打鬼才最符合中國的利益。

在多年后披露的日記中,，蔣介石寫下了他的目的,，親自寫《敵乎？友乎,？》一文,，推動“中日親善”，就是為了“對倭說明以華制華之謬見,，與以夷制夷之誣妄，以及以華制夷之得計,?！奔醋屓毡鞠嘈牛С种袊胤杰婇y,，顛覆南京中央政府,，“以華制華”，是一種無利可圖的“謬見”,；說中國政府有意引入歐美蘇聯(lián)勢力,，用“以夷制夷”策略牽制日本，這是一種污蔑,，中國無此心,；中日攜手“以華制夷”，共同對付蘇聯(lián),，才是兩國真正的共同利益所在,。

一旦能說服日本，蔣介石的計劃就成功了一半,。

實際上,，在當時，“日本是虎,，蘇聯(lián)是狼”才是國民政府領導層對日蘇兩大鄰國的基本定位,。

盡管蔣介石在中蘇復交及長城抗戰(zhàn)的特殊時期，曾一度有過“聯(lián)蘇制日”的想法,，但隨后發(fā)生的新疆問題以及1935年蘇聯(lián)私售中東路予滿洲國問題暴露后,，他又回到了中蘇復交前將日蘇均視作中國外患的原點。

從這一原點出發(fā)，他的基本構想,，是利用日蘇矛盾使之相互牽制,，達到“制俄而攘倭，制倭而攘俄”的雙重目標,；寄希望于日蘇開戰(zhàn),，而使中國能以中立兩邊獲益。一方面“藉蘇制日”,，暗中聯(lián)絡蘇聯(lián),，進行準備；另一方面,，“藉日制蘇”,，1934年11月，蔣介石基于日本不消除對中國的疑慮就不敢發(fā)動對蘇戰(zhàn)爭的判斷,，設想以中國的“對日諒解”來“促進倭俄沖突”,。讓日本消除后顧之憂以促進日本和蘇聯(lián)早日開戰(zhàn)。而國民政府大規(guī)模推動“中日親善”的目的正是為此,。

而另一方面,，也是為了貫徹這個戰(zhàn)略的“藉蘇制日”，1934年10月清華大學教授蔣廷黻受蔣介石之命訪問莫斯科,，就中蘇合作對日的可能性同蘇聯(lián)當局進行了會談,，向莫斯科傳遞了希望中蘇合作抵御日本的信息。

被軍閥告密蔣介石出師不利

但蔣介石的計劃一開始就被出賣了,。

在之前的《重讀抗戰(zhàn)》專題中,，我們提到過，1934年11月,，就是蔣廷黻受命出使莫斯科的次月,，地方實力派西南派的領袖胡漢民就在廣東就向日軍情報官透露：蔣介石已同中共及蘇聯(lián)合作。他建議日本對此多作宣傳,，還提醒日方：貴國朝野對滿洲事變三年來的中國認識不足,，至今還以為蔣介石勢力和事變前無大區(qū)別而輕視之。實際上,，蔣現(xiàn)在通過同國聯(lián)合作及同英美蘇等握手,，其基礎之加強已超過一般想象。

1935年1月,，胡漢民又告誡日方“南京對日僅是假意親善”,。此消息在上海的日本報紙發(fā)表后,，引起大嘩，胡漢民拒絕了南京政府要他更正的要求,。

這讓日本一下看穿了蔣介石推行“中日親善”的底牌,。

雖然在外交的面子上，日本政府正面回應了國民政府的“善意”,。1935年2月21日,，日本廣田外相在議會表示，對蔣氏轉變對日態(tài)度不持疑問,。3月2日,，廣田又稱：日中關系確已好轉，“如果放棄此天佑之賜,，而不為中日之親善,，實為后世子孫擔憂”。為此,，他表示“愿以全幅之誠意與努力,，與各方面聯(lián)絡提攜，以期早日舉出親善之實”,。

但實質里,，中國反蔣勢力的“舉報”讓“蔣介石聯(lián)蘇制日”成為日本人共知的秘密，對于1934-1935年蔣主導的對日親善政策,，日本當局特別是其軍部的感受，就和為抗議“媚倭”而丟官的邵元沖等中方人士的看法完全相反了,。他們都心知肚明：蔣介石搞的“親善”實際是障眼法,。

1935年1月8日，日本駐濟南武官花谷正在青島詛咒蔣介石的健康,，稱國民政府對日絕無善意,，“所謂親日純系假面具”。

1月中旬,，蕭叔暄自東京報告：日本軍部大致認為“蔣委員長因對內關系無法與日親善”,。

1月下旬，當中國主要報刊遵政府之意,，紛紛轉載蔣介石借徐道鄰之名發(fā)表在《外交評論》的《敵乎,？友乎？》一文,，并以此為契機開展如何改善中日關系的討論時,。日本有吉公使雖然向日本外務省轉送了《敵乎？友乎,？》,，并指出該文“據(jù)說是陳布雷所作”,，但并未給予特別重視。日本國內的反應也與有吉相似,。蔣介石的俏媚眼算做給了瞎子看,。

3月，關東軍不顧正在進行的中日“親善”,，制訂了新的《對華政策》,，決定進行分裂中國的活動--在華北，要政治上控制,，經濟上滲透,；對西南政權，要秘密予以物質援助,，以使其能夠對抗南京政府,。

5月4日，日本公使館武官向參謀本部報告：“南京政府最近的行動,，僅僅是為了回避來自內外形勢特別是日本的壓迫,，而毫未反省其昔日反噬日本之非。近日,，其一面禁止民眾排日活動的表面化,，一面還通過政府要人的親日辭令以躲開日本的鋒芒。但與這種日見增長中的傾向相反,，在本質上,，沒有任何材料可證明其改變了政策?！?/p>

6月9日至27日,，華北事變爆發(fā)，日本駐華軍隊先后把《何梅協(xié)定》和《秦土協(xié)定》強加于中國,，迫使國民黨地方黨部和中央軍退出河北與察哈爾,。

關于這一所謂“華北分離工作”的動機，日本大使館武官于6月初即在內部透露：目前是糾正蔣介石對日政策的好時機,，我方雖未以倒蔣為直接目的,，但蔣一旦接受日本在政策上的要求，他也就不打自倒了,。

6月12日,，日本大使館參事官若杉要在發(fā)給廣田外相的電報中補充說：“我駐各地武官的根本方針，主要是基于對蔣介石的絕對不信任而排除其勢力,。為此,，表面上雖避免華北獨立之形式，實際上卻是要在華北五省樹立自治政權,?！?/p>

雖然1935年初中國的對日親善運動由蔣汪共同主導,，但在日方眼里，只有汪精衛(wèi)是真親日,，蔣介石則是假親日,。而日本軍方發(fā)動華北事變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出于這種對“蔣介石二重政策”的疑懼和仇恨,，其矛頭主要也是對準蔣介石的,。

華北事變的爆發(fā)，日本面對“親善”的國民政府伸手就打笑臉人,，宣告蔣介石的“一石二鳥”之計,，剛開張就被胡漢民出賣得瀕臨破產。

蔣介石被逼選擇聯(lián)蘇抗日

蔣介石試圖一邊“以日制俄”,，又想同時“以俄制日”,，試圖利用日俄兩強在東北的矛盾坐收漁翁之利。但日本和俄國也有打相似的算盤,。

對蘇聯(lián)來說,，中國弱小，日本才是在遠東真正的敵人,，能讓日本在對中國的侵略中越陷越深，自然對蘇聯(lián)來說是最有利的,。為此中國和日本越早全面開戰(zhàn),，并且使中國擁有能拖住日本的力量才是蘇聯(lián)的最優(yōu)局面。

對日本來說,，渲染中共對國民黨的威脅,，讓國民黨將反共放在優(yōu)先順位并對日本產生依賴才是日本的最優(yōu)局面，這樣日本就有機會名正言順消化東北,。

但是,，日本軍部的獨走，讓日本在直接侵略中國的路上越走越遠,，中日矛盾激化,。從而讓日本失去了獲得最優(yōu)局面的機會,。

而蔣介石，在假“親善”被告密之后,，只能轉向聯(lián)蘇制日,，給了蘇聯(lián)一個爭取獲得最優(yōu)局面的機會。

乘機拉攏蔣介石,，推進中日對立直至開戰(zhàn),，蘇聯(lián)的機會出現(xiàn)了。

華北事變爆發(fā)后,，蔣介石主動出擊,，開始推進蔣廷黻訪蘇后一直停滯不前的中蘇關系。

1935年7月4日,，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未及預約就訪問蘇聯(lián)大使鮑格莫洛夫,，在介紹察哈爾局勢后，以“日本的下一個目標就是滲透至綏遠,，然后開始進攻蒙古人民共和國”為由,，征詢蘇方是否打算同中國簽訂互助條約。但鮑格莫洛夫一邊表示蘇聯(lián)愿意改善對華關系,，一邊卻又以國民政府迄今拒絕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和拖延對貿易條約的回答為由,，拒絕了孔的提議。

鑒于當時中蘇關系的核心癥結在新疆問題,，蔣介石暗中命令駐蘇武官鄧文儀親赴新疆調查已成為中蘇之間主要障礙的新疆問題的真相,，以為重構中蘇關系取得第一手根據(jù)。鄧文儀回南京后,，確于10月提交給中央一份促進轉向聯(lián)蘇政策的報告,。雖然鄧的報告根本沒有反應出蘇聯(lián)對新疆滲透的嚴重，但也恰好使蔣介石及國民政府在國家主權問題上減輕了對新疆的憂慮,，從而在中國對日對蘇政策的轉折上起到了很大的推動作用,。

9月下旬，日天津駐屯軍司令多田駿發(fā)表《日本對華之基礎觀念》小冊子,，指出：“華北事件之結果,，國民政府雖發(fā)表轉向親日之命令，但仍不停止暗里的反日工作,。黨部藍衣社殘黨之蠢動及軍事分會之潛行的反滿行動自不待言,，即如南京政府之實業(yè)部、鐵道部,、財政部等等,，亦暗中指導阻止中日提攜。此事依據(jù)好多實證,，已甚明了,?！苯又灾袊鴩顸h與蘇聯(lián)共產黨有類似的組織形體為據(jù),，強調：比起轉向親日來,，國民黨轉向親蘇的可能性更大，最近已有很多消息證明“蔣介石有與蘇俄結合受其援助,，企圖妨害帝國政策之證跡”,。

“多田聲明”意在打倒國民黨政權。與此相反,，此時,，蔣介石通過從駐蘇大使館等途徑獲得的共產國際七大的相關情報（特別是蘇聯(lián)和中共代表團的有關發(fā)言）判明：蘇聯(lián)已開始改變過去推翻蔣介石與國民黨政權的政策，而轉向承認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核心地位,，并在此前提下支持中國一致抗日,。這樣，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確認：在對待中國政權的態(tài)度上,，蘇聯(lián)和日本已發(fā)生了完全相反的變化：日本由不否定國民黨政權,，實質轉向否定國民黨政權；蘇聯(lián)則從一心推翻國民黨政權,，實質轉向承認與支持國民黨政權,。

對于蔣介石和國民政府來說，日蘇兩國的這一正相反的選擇,，決定了中國政府思考未來對外方針的出發(fā)點,。

在此基礎上，才有了陳立夫秘訪蘇聯(lián)泄密事件的發(fā)生,。

何健的出賣沒能阻止蔣介石

陳立夫在1977年發(fā)表的《參加抗戰(zhàn)準備工作之回憶》和1994年出版的《成敗之鑒》中，披露了他1935年底受蔣介石之命,，為籌劃聯(lián)蘇抗日而準備的秘密訪蘇,，又因計劃泄密而中途折回的經過。

1935年底,，陳立夫及張沖的訪蘇之行,，是由蔣介石直接控制,，在《絕對保密》的狀態(tài)中進行的。兩人的護照均用化名,，在前往德國的郵船上,，唯一知道真情的只有新任駐德大使程天放。據(jù)陳自述：為避免暴露,，即連程也不來往,，只是利用船上電話聯(lián)絡；“船經香港,、曼谷,、比寧、新加坡,，錫蘭（今斯里蘭卡）,，蘇黎士運河、埃及,、意大利而到法國馬賽,，中間要經過八個檢查站，每次旅客都要到甲板上排列點名,，我則喬裝戴墨鏡,，但我的白發(fā)難以掩飾，此外,，我則蟄居艙房,，托詞有病而不出門，飲食用品,，一律送到房中,。，,，在旅程中,，每到一處，等別的旅客都上了岸去游覽了,，我們倆才上去游覽一下,，匆匆游完盡早趕回”。到馬賽下船后,，陳等“悄然乘夜火車去柏林”,，其后，輾轉法國,、瑞士,、意大利和匈牙利、捷克等地，“都住最高貴的旅社,，那是為了要避人耳目,，因為這類豪華旅社，中國人是不會去住的”,，因此,，“始終未暴露身份”。

程天放在其1968年發(fā)表的回憶錄中,，對這段過程作了大致相似的描述,。他寫道：“因為立夫兄名氣很大，一舉一動受人注意,，假如讓日本軍閥知道這事,，那末他們必定更加緊侵略，所以就不用真名,，而化名李融清”,，并且給他一個中校的頭銜。委員長的手令是派李融清中校隨程大使出國公干,。而立夫兄則向中央請病假三個月休養(yǎng),，一切領護照、辦簽證,、定艙位等事,，都是我替他辦理。他帶了張沖君做秘書,，化名江淮南,。一到船上，他們兩人同住一頭等艙,，推說有病把自己關起來,，從不到甲板散步，連三餐都是侍者送到房間去,。頭二等艙的中國客名冊中看見兩人的化名,，而從來沒有見過面，有人疑心他們是共產黨,，也有人疑心他們是日本間諜,。曾經有好幾次，有些學生想沖進他們房間去看個究竟,，都被我勸阻了,。沿途船靠碼頭，防疫人員登輪,，照例乘客要在甲板上齊集,，聽候檢查,，也由我設法讓他們躲過，以免和旁人見面,，拆穿西洋鏡而將消息泄露出去。這件事做得很機密,，在國內除了立夫兄眷屬和一兩個密友外,，都不知道他出國，在船上24天,，也始終沒有被人發(fā)覺,。”

以上兩段由不同的親歷者發(fā)表于不同時期的文字,，說明：陳立夫的訪蘇之行是絕對保密的,。

然而，意想不到的情況發(fā)生了：正當陳立夫在匈牙利等待訪蘇時機到來的時刻,，中國駐土耳其大使賀耀祖通知他們說,，“現(xiàn)在情勢不佳，風聞日本已推測蔣委員長派陳立夫銜命到蘇俄去,，蘇俄獲悉甚感不安,，深恐引起軸心國家對蘇聯(lián)發(fā)動戰(zhàn)爭”，故蔣令賀轉告陳不必去蘇俄了,。于是赴俄之行便因此打消,。

1936年3月19日，即陳在匈牙利等待入蘇時機的緊要關頭,，上海的日系報紙《每日新聞》和《日日新聞》的晚刊,，以獨家新聞報道了國民政府要人赴蘇密訪及已締結中蘇密約的消息，日本同盟社亦發(fā)了電訊,。

秘密是怎么泄露的,？

在陳立夫銜命訪蘇之事，至少到1936年3月上旬止,，日本對陳立夫的訪蘇之行還毫無察覺,。

但1936年3月18日，日本駐漢口總領事向廣田外相發(fā)出了一份絕密電報,，全文如下：

“長沙致本官并轉大臣電：

17日何鍵派顧問唐炳初向本官轉告以下消息：

陳果夫最近在絕密狀態(tài)下抵達莫斯科,，現(xiàn)在正暗中策劃中蘇合作。綜合本人（何鍵）所獲各方情報,，陳果夫的使命具有下述重大性質,，隨形勢發(fā)展，將來必給中日兩國帶來惡果,，故以個人名義通報之…………（以下詳細敘述陳立夫所負任務,，從略）南京方面此際尚有眾多難于輕易容認之點,，陳之交涉能否成功，不可預測,。然最近中蘇之接近系不容忽視之事實,。為東亞和平見，貴國政府須重視蔣介石之對日政策中尚存在上述側面,。

另,，本情報來自可靠途徑，足以置信,。對本情報源自何鍵事,，望日方務必嚴守秘密?！?/p>

地方實力派又一次把蔣介石的對日戰(zhàn)略出賣給了日本人,。

這個密報在兩個關鍵問題上存在著重大錯誤：其一、把陳立夫說成了陳果夫,；其二,、把陳尚在蘇聯(lián)境外待命，說成是已抵達莫斯科,。何鍵密告中的上述兩個重大錯誤,，特別是姓名上的一字之差，卻使日方墮入了迷霧,。得到何鍵的告密后,，日方立即動用一切方面進行了核實。結果,，不僅在莫斯科未見動靜,，在鎮(zhèn)江還親見陳果夫正作為江蘇省主席忙于公務。最后,，日方采取的措施,，是暫由陸軍武官室把17日何鍵密告的內容，部分而又籠統(tǒng)地透露給上海的日系報紙,，通過報道,，既試探中方的反映，又對中方發(fā)出一個模糊的警告,。這就是前面提到的上海日系報紙3月19日報道之來由,。

日本人的計劃成功了，陳立夫被迫放棄了訪蘇之行,，但日本人又失敗了,，蔣介石不可逆轉地走向了他們一直試圖打擊的對立面：聯(lián)蘇抗日。國民黨召開五大,，蔣介石發(fā)表了著名的“最后關頭”演說,。以此為契機,，國民政府的對日對蘇政策正式從“以中立謀日蘇相互牽制”，轉向“對蘇不惜聯(lián)合”和“對日不懼應戰(zhàn)”,。

其實,，直到1935年華北事變，日本伸手打了笑臉人之前,，日本當局一直擔心中國聯(lián)蘇抗日,，國民政府內部卻是因新疆和中共等問題而充滿著疑蘇、反蘇情緒,。所以，國民政府除拒絕締結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外,，對中蘇貿易條約的談判也一拖再拖,。他們考慮的“在外交上設法”，當然也是包括利用日本牽制蘇聯(lián)的,。而正是日軍的武力,，將國民政府完全推到聯(lián)蘇抗日的道路上。

對日方來說,，要想真正有效地轉變中國外交的方向,，最根本的首先是改變日本自己的對華政策，靠行使武力只能適得其反,。而真正獲得勝利的,，是蘇聯(lián)。